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升之白。頃退居商洛，久闕披陳。山林獨往，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住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才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並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捨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采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樂安任升之白。」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卻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甚言，當待僕為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歷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鐘』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雲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歷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為戶部郎中。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閼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核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秘。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雲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賾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為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卡，逾獲寶。即編次之，仍為著論曰：「夾一丘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巖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余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余敘其所聞，繫於二篇之後。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玩焉。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出《異聞記》）
【譯文】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隱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闕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隱退後居住在商洛，久闕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陽王帳下作官時，在鍾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場大雨之後，才墜落下來而得到的。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數日後，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隨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將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他們仔細地研討了幾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聽說過。願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將遺簡的內容註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願。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樂安任升之白。」數日後，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麼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這讓我更加慚愧了。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麼資料可查閱，只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瞭如指掌。推論事情的始終，絲毫不差，比隗炤能預測到將有姓龔的使者來訪，還要高明。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覆多次與諸儒研討，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裡面包含的旨意。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打開這個疑團哪。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你忽然下顧求教於我呢？我稽查各種歷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著作一次探索，庶幾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裡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將坍塌。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於鍾山的。『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浹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為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萬數。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為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這裡所說的只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於『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於『六千三百浹辰交』；按日算則是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合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據曆法計算，沒有什麼差錯。所說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當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別人。如有收穫可及時告訴我。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鄭欽悅啟。」據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當時宗人李巽為戶部郎中，在南宮閒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於術數研究精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嗎？」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麼來證實呢？」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隱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為太常，大同四年，在鍾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那上面文字隱秘難懂，到處求教於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於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兒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於通曉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麼遺憾的了。』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當他瞭解到鄭欽悅的名氣後，就把先祖的意願告訴了他。鄭欽悅說：『你應當抄錄下來給我看看。我好試著研琢它。』任升之便將銘文抄與他。此時正巧鄭欽悅奉朝命出使，剛剛從長樂驛騎馬出發，便得到銘文而對它進行解釋。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奧秘。所以他在信中寫道，『據鞍運思，頗有所得，』這不是件奇事嗎？」辛未年，李吉甫轉任部員外郎。而鄭欽悅的兒子鄭克鈞，也由京兆府司錄調任司門員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說的話去問他，雖然符合事實，但鄭克鈞自己卻說丟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銘文的玄奧至深而又見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覺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貶為明州長史。在海島之中，有一個隱士姓張，名叫玄陽，因為他明白《易經》，為州將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閣內。因他講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鄭欽悅的書信給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興得到這封信，高興得超過得到寶物。於是立刻將它編成冊，又為它寫文章論述道：「一堆黃土，沒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現象。而深明象數的人，把這偶然發生的事判定在十八萬六千四百天之前。何況是在理亂的時運，而又艱難困厄之時，聖與賢不能相遇，君與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騰達而被稱作尚父。孔子沒有鳳車卻周遊列國，傅說在巖下因夢被提拔，張良在橋上得神人傳授，這都是必定要應驗的事。然而孔子無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達黔而受挫，為什麼要那樣做？孟子去齊而匆忙得飯都來不及做，賈誼去湘江而憑弔屈原，又這樣眷戀。難道這些大聖大賢，還迷惑於宿命的說教嗎？這是不是獻身而存教，詔示人道而不可偏廢呢？我無法知道。鄭欽悅很快從右補闕升為殿中侍御史，被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顯露出他的名聲，所以我才要敘述對他的所聞，放在這兩篇書信之後，用來昭著蓍筮的神明，聰哲的對玄妙疑難解釋的本事，奇偶變化的有數，以此贈送給各位好事者，成為後世學子奇妙的玩味品。時間是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卷第三百九十二 銘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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