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選 人物背景
杜甫
系列：杜甫詩選|杜甫詩集
杜甫詩選 人物背景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漢族，河南鞏縣（今河南鄭州鞏義市）人。世稱杜工部、杜拾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一生寫詩1400多首，詩藝精湛，被後世尊稱為「詩聖」。官至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有《杜工部集》傳世，紀念地有杜甫草堂、杜甫墓、杜公祠、杜甫公園、杜陵橋、杜陵書院等。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年（745），為開闊眼界，瞭解社會狀況，結識名流墨客，開元十九年，年僅二十歲的杜甫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漫遊。第一次漫遊的地點主要集中於江南吳越一帶。他尋訪金陵、姑蘇的古剎名山，暢遊浙江，泛舟剡溪，直達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杜甫躊躇滿志地返回洛陽參加進士考試，卻不幸落榜。次年，他懷著落寞的心情開始了第二次漫遊，這次的足跡主要集中在齊趙一帶。這兩次漫遊讓年輕的杜甫收穫頗豐，他領略了大唐山川的秀美，受到了江南、山東兩種不同文化的熏陶，見聞隨之豐富，眼界也變得更為開闊。開元二十九年，他在洛陽附近的首陽山安家，與楊氏締結良緣。天寶三載，杜甫在洛陽遇到了我國詩壇上的另一顆明星李白，並被李白卓爾不群的風采所折服。二人一見如故，談詩論文，共游梁宋、齊魯，結下了畢生的友誼。此後，杜甫寫了大約十餘首詩酬贈李白。天寶四年（745）秋，為了謀求官職，有所作為，杜甫決定西去長安，而李白則準備南下江東，他們不得不在兗州分手，沒想到此後竟無緣再見。
長時間的南北遊歷，大大開闊了詩人的視野。一方面，祖國的秀麗山河、風景古跡以及當時盛唐的繁華，讓年輕的詩人心情澎湃，意氣飛揚，詩歌裡充滿了生機和豪情；另一方面，詩人也對社會民生的黑暗現實有了一定的接觸和瞭解。
這一時期，杜甫寫得最多也最為成熟的是五言律詩，其次是五言古詩，其他的詩歌體裁都比較少，詩作的篇幅也大都很短，體制規模都不很大，這一時期，可以視為杜甫詩歌創作的準備期。
天寶五年（746）至十四年（755），為了網羅人才，天寶六年（747），玄宗下令徵召天下有一技之長者到京應試，杜甫就在其中。但由於奸相李林甫的阻撓，杜甫求官報國的願望再次落空。天寶十年，玄宗舉行了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三個盛典。杜甫藉機寫就三篇文辭華美的「大禮賦」進獻，得到了玄宗的賞識。玄宗命宰相考試杜甫的才能，以便分配官職，但此事最終竟不了了之。無奈之下，杜甫只好不斷地寫詩給豪門權貴，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也未能如願。就這樣，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在長安化為泡影。就在杜甫到長安後不久，其父因病去世，他的生活隨之變得十分拮据。為了求得一官半職，杜甫「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他在屈辱的生活中苦苦掙扎，挨餓受凍是常有的事。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時期，杜甫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職務，而此時已是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的前夕。
這一時期，大唐帝國在日益走向衰弱，安史之亂正在醞釀，長安作為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彙集了一切最繁華、最精粹的東西，但同時它也是罪惡的淵藪，是權勢豪貴作福作威、頤指氣使之地。它既是天堂，又是地獄，各種矛盾都集中地體現和暴露在這裡。杜甫在這裡也經歷了一段甚為蹇舛困頓的生活。隨著天真幻想的破滅，積極昂揚理想的受挫，杜甫開始正視黑暗現實。既目睹了上層階級的驕奢淫逸，又接觸到廣大人民的困苦艱辛，唱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千古絕句。
在這十年中，杜甫寫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詩。黑暗而豐富的生活，擴大了杜甫詩歌創作的領域，也拓展了他詩歌的篇幅，二百字以上的詩歌更是常見，甚至出現了五百字的長篇。在詩歌的體裁上，此時期他寫了很多的七言古詩，這是第一期所沒有的現象。也許這種不拘格律的「長句」更適合書寫杜甫悲憤激動的心情。
十年的長安困守，折磨了杜甫，也造就了杜甫，使他有機會深入瞭解下層百姓的生活，親身體會人民的疾苦，這為他今後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指明了方向。在這十年間，他滿含辛酸和熱淚寫就的《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作品，均反映了他對權貴的憎惡和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
杜甫淪陷於安史叛軍中以及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爆發的最為黑暗動亂的一段時間。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天寶十五年（756）六月，潼關失守，長安陷落，玄宗倉皇逃往蜀地。杜甫在長安陷落一個月前離開長安開始流亡。同年七月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杜甫便由鄜州投奔靈武，但不幸在途中被叛軍所俘，押解到長安。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從長安逃往肅宗處，被任命為左拾遺，但是上任後不久，又因房管事件觸怒肅宗，幾乎被定罪。同年八月，肅宗為了疏遠杜甫，便准許他回鄜州探親。九月長安收復後，杜甫便於十一月舉家回到長安。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而就是在被貶期間，他寫出了《三吏》、《三別》等著名的詩篇。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棄官客秦州，其後又客於同谷和成都，生活甚為艱難。在這四年的時間裡，杜甫陷於安史叛軍中的時間約有九個月，為官的時間則約有兩年零兩個月。
這一時期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在杜甫的創作史上卻很是關鍵。從作品的數量來看，
要比長安十年間創作的多到一倍以上，從作品的質量上看，內容也特別充實，是思想性和藝求性的高度統一，形成了他創作中的一個頂峰。
安祿山的叛亂，激化了民族矛盾，杜甫又一度身陷於叛軍當中，親眼看到了胡兵的凶殘暴行，切身嘗到國破家亡之痛，所以這一時期作品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杜甫的愛國精神。他的一喜一憂，都是和當時戰局的一勝一敗、城池的一得一失密切相關的。
在兩年多的為官期間，正是因為唐肅宗對其貶斥和疏遠，讓他能夠得以深入到現實、深入到民間，也就是因為這些切身的經歷和體驗，讓杜甫在這期間寫出了一大批輝煌燦爛的現實性極強的詩篇。
在詩的體裁上，除了五律以外，這一時期的五言古體詩寫得最多，竟達九十首，其詩集中篇幅最長的五古《北征》便是寫於此時。另外還有二十二首七言古體詩，詩集中篇幅最長的七古《洗兵馬》同樣也是寫於此時。都是為了表現更為複雜的事件、事物和情感，在這一時期，杜甫更多地採用了古體詩這種詩歌體式。
杜甫的最後創作生活，是從四十八歲到五十九歲逝世前的十一年間的一段稍微安穩、但終又漂泊不定的時期，既是傷心回顧，也是亂世求安的時期，既是詩人晚年詩作大增也是其體弱多病的時期。從總體上可以劃成為三個階段：夔州以前應該算是第一階段，一共六年多的時間（760～766），這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後大概有五年的時間，在這個階段裡，杜甫一共寫了五百八十五首詩。移居到夔州應該算是第二個階段，大概有兩年（766～768），時間雖然很短，這個時期的作品卻是最多，一共寫了四百三十七首詩。離開夔州以後，漂泊在湖北和湖南屬於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為時近三年（768～770），此時的詩人杜甫已經是一個殘廢的老頭了，但他還是寫了一百五十首詩。
杜甫在這漂泊西南時期的十一年中，一共寫了一千多首詩。這些詩作占存世作品總數量的百分之七十三還多一些，大部分是近體詩——絕句和律詩，還有長篇排律。這一時期是他的詩作成熟時期，其中又以夔州兩年詩作四百餘首數量驚人，而此時他體弱多病，詩人彷彿已感知命運多厄、時日無多，他能抓住的只有詩歌，只有寫詩才能安慰他孤獨困苦的心靈，只有詩作才是精神慰藉和生命寄托，因此，不管是夔州多病還是湘江漂泊，杜甫無一不用他羸弱的毛筆留下了他晚年的感懷、行蹤和絕唱。可以看出，在詩歌創作中，杜甫是厚積薄發的。詩人的這種始終如一的執著的創作精神，非常值得我們肯定和學習。
因為時代、生活和年齡等許多的原因，杜甫這個時期的作品最主要的特徵，是對詩歌的抒情特質極力弘揚。也就是抒情詩非常多，單純敘事性詩很少。這些抒情詩的內容、題材，都是非常多的，有描寫景物的抒情詩，有展現勞動生活的場景的抒情詩，有回憶往事的抒情詩，等等。這些詩裡面有大聲疾呼、直抒胸臆的；有迴腸蕩氣、抑揚頓挫的。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這些抒情詩都浸透著現實。然而，最值得重視的還是他的政治抒情詩——主要是一些政治諷刺詩。杜甫一直是一個「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詩人，在杜甫漂泊西南的這十一年中，下層百姓一直處在悲慘的境地，國家也一直處在動盪中，因此這類政治諷刺詩也就始終貫穿著他這一時期的三個階段。這些諷刺詩，有的是尖銳並且精闢的議論，例如杜甫的《有感五首》（其三）中「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的是通過借用景物，出以比興，像《病橘》、《花鴨》等詩。而杜甫其他直接反映現實的詩中，也往往在敘事中摻雜著議論或是感憤，帶著有強烈的抒情氣息。
杜甫這個時期的詩歌內容主要是抒情，所以詩的形式方面在這個時候也有了新的發展，律詩和絕句這兩種近體詩的形式，被大量用在詩歌的創作上。杜甫一生的三十一首五絕，全是這個時期寫的；他的一百零七首七言絕句，其中有一百零五首是這時所作。同時杜甫還寫了四百八十一首五言律詩和一百二十五首七言律詩，五言排律在這一時期的數量也是最多的，最長的一首五言排律（《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也是這個時期寫的。律詩因為種種限制，不適合敘事而比較適宜於抒情，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時期律詩比較多的原因之一。但是，律詩作為一種詩體，也有其獨特之處，因為它本身具有音樂性和精練性，它要求更高的概括。所以用來作為一種諷刺的武器，顯得非常有力，能夠一針見血、出人意料、以少勝多。
綜上所述，杜甫史詩般的敘事詩雖然具有很高的價值，但是他的抒情詩也需要同樣的重視，並且更應該為我們所重視。我們要通過品味這些優美的抒情詩，更敏銳地把握這位詩人的偉大靈魂以及高尚人格。通過對作品的解讀，真正進入詩人真實的感情世界，與詩人一起歡笑，一起流淚，一起感歎，一起哀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