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孝經》
《孝經》——中國儒家經典《孝經》是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學著作。傳說為孔子自作，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是出於後人附會。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註解者及百家。現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書共分18章。《孝經》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發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範，「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書中指出，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於孝」，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祿。《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中，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繫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並把「孝」的社會作用推而廣之，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經》對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定。它主張把「孝」貫串於人的一切行為之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孝之終。它把維護宗法等級關係與為君主服務聯繫起來，主張「孝」要「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並按照父親的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提出「孝」的具體要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孝經》還根據不同人的等級差別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於其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則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則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士階層的「孝」是忠順事上，保祿位，守祭祀；庶人之「孝」應「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孝經》還把道德規範與法律（刑律）聯繫起來，認為「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提出要借用國家法律的權威，維護其宗法等級關係和道德秩序。《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後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在中國自漢代至清代的漫長社會歷史進程中，它被看做是「孔子述作，垂范將來」的經典，對傳播和維護社會綱常、社會太平起了很大作用。《孝經》古文經多出第十九章。《古文孝經·閨門章第十九》：「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一、《孝經》的形成及內容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併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標誌著自春秋戰國以來就開始的社會變革基本完成。相應地，中國士人的關注熱點，也從探索如何建構一個新的社會轉到了鞏固新社會。由於秦王朝統治經驗的缺乏以及統治者個人方面的原因，在短短的13年中就結束了國運。漢承秦制，但也充分吸收、總結了秦王朝的經驗教訓，終於找到了一套適應中國君主專制社會的統治思想。《孝經》的出現，正是漢初思想建設的積極成果。1漢代宗法社會的調整以及「以孝治天下」研究漢代的統治思想，必須首先簡單回顧秦王朝的統治策略。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輝煌偉業，實質上是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經驗在全國的推廣。商鞅變法的實質，是在軍事、政治實力的強制下，推動宗法宗族制度向宗法家族制度的轉變。在政治上，以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完成了從宗法血緣統治向地域政治制度的過渡。在經濟上，發展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促使聚族而居的農村公社的瓦解。《史記》《商君書》記載了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上述措施的採取，迫使「三代」以來長期發生作用的血緣宗族瓦解，向小型化的宗法家族過渡。商鞅變法使秦國的國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強。秦始皇欣賞韓非的法家學說，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斥諸子百家為「六虱」、「五蠹」，使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這些便構成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政治經濟資本。兼併六國以後，秦始皇又將六國的舊貴族進行了大遷徙，使當地的宗族統治實力遭到了進一步的打擊。秦王朝一系列統治政策的轉變，使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是，由於長期的文化影響和生產力的實際水平，秦王朝還不能將中國徹底從宗法社會變成公民社會，宗法家族仍然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相應地，在意識形態方面，秦王朝也不可能完全改變「三代」以來長期流行的宗法意識形態「孝道」。秦始皇本人就自覺、不自覺地執行著孝道，宣揚著孝道。公元前238年，嫪毐作亂，事涉母后，秦始皇極為憤怒，將其母遷出京城。茅焦冒死進諫說：「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怕背上不孝的罵名，只得將其母又接回，死後與其父莊襄王合葬。統一中國後，秦始皇巡遊國家各地，勒石稱功，其中有不少宣揚孝道的文字。如《繹山刻石》說：「廿有六年，上薦高廟，孝道顯明。」《琅琊刻石》稱：「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為了使兒子們忠於自己，他用孝道去教育他們。以至趙高偽造遺詔迫令太子扶蘇自殺時，蒙恬懷疑其中有詐，讓扶蘇上疏問個明白。可扶蘇卻說：「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頗有點「父讓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味道。在社會上濃重的孝道氛圍中，胡亥篡權也不能心安理得。他說：「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史記·李斯列傳》）為了使民眾服從統治，秦王朝用刑法在民間推行孝道，「以治黔首」。在近年出土的《雲夢秦簡》中，有許多維護孝道的法律。如：「毆大父母，鯨為城旦眷。」「父盜子，不為盜。」「子盜父母，父母擅殺，……不為公室告。」「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記載了兩條父親告兒子的案例，父親要求政府將兒子殺死或斷足流放，政府皆照辦了。然而，秦王朝推行孝道，有兩點是與儒家根本不同的。一是秦始皇過分迷信政治權力的作用，試圖依靠法律來迫使全國民眾接受孝道。顯然秦王朝的統治者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隨著宗族制度向家族制度的過渡，在宗法分封體制下具有政治、經濟、法律、道德一體性質，「周禮」已不復存在。對於廣大的個體家庭而言，孝道不再具有強制性的人身約束能力，而是變成了一種道德倫理，對社會民眾只能起教育和引導作用。法律只能禁人為非，但不能導人向善。《雲夢秦簡·語書》的作者就已經發現：「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失（佚）之民不止。」顯然，忽視了對民眾的禮義教化是不行的。二是秦王朝所提倡的孝道，在父子關係中片面強調為父一方的權利；在國家與家庭的關係上片面強調國家一方的權利；在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上，片面強調物質利益的一方。結果是，秦王朝雖然也講孝道，但只「尊尊」而無「親親」，忽視了孝道中調節人際關係的親情溫暖，使之變成了單純的權利義務關係，從而喪失了孝道的社會整合的功能。在韓非等人的法家學說功利主義的詮釋下，秦王朝所提倡的孝道，不僅達不到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反而只能使人們過分看重物質利益，加劇社會矛盾的爆發。公元前206年，西漢王朝建立，統治階級的思想家始終以秦王朝之前車為鑒，總結探索使帝制王朝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漢初的思想家賈誼總結說：「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戮而失其宜，奸人並起，及民離畔。」「凡十三歲社稷為虛」（《俗激》）「四維」即儒家所提倡的禮義廉恥，賈誼認為王朝的滅亡就是因為片面提倡法治，忽略道德教化，片面強調利益而蔑棄親情所致。例如韓非認為：「家之孝子而國之倍臣」，誇大國家與家庭的矛盾，要求人人「大公無私」、「大義滅親」。賈誼針鋒相對地指出：「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豈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豈信其上哉？」（同上）背叛父兄的人未必忠於君主，反過來講：提倡孝道恰恰是培養對君上的忠順精神。在經歷了社會戰亂的巨變之後重建宗法等級秩序，提倡孝道不失為一良策。「孝」是一種由天然的血緣決定的道德責任，弘揚孝道，促使天下家庭安定，也就消滅了社會上的動亂因素。「移孝作忠」，也就天然地演繹出忠於君主的價值依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建立於血緣情感的人際親情，為社會的和諧提供了現成的範本。漢武帝時期的大儒董仲舒，深刻論證了孝道的社會意義。從「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基本原則出發，董仲舒認為孝道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平民百姓要內孝於親，外忠於君，這樣才符合天地陰陽五行的順序。他說：「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他把子孝父，臣忠君說成是宇宙中的根本規律，所以「人受命於天，固然超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此人所以貴也」。（《漢書·董仲舒傳》）另一方面，為人君也不可以為所欲為。秦王朝的早衰與其過分突出了君主的地位，將秦始皇置於不受任何約束的地位有關。因此董仲舒又講：「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即使貴為天子，也不能唯我獨尊，他也有所從來，有父母長上。一個人可以不信天命鬼神，但他不能否定父母的養育之恩和血緣的上下差等。儒家的孝道本來就是講父子、君臣的相對義務關係，因此，宣揚孝道對帝王的權力也是一種約束。孝道在漢代，並不像某些近現代學者認為的那樣，僅僅是掩蓋剝削關係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在古代的宗法社會裡，這種宗法血緣關係，確實可以起到調整社會關係的作用。隨著漢初一段時間「黃老之術」完成了與民休息的歷史責任，儒家的「孝悌之道」便不可避免地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漢代的「以孝治天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還在漢初奉行「黃老之術」時期，漢代的統治者已經開始提倡「孝悌力田」了。如《漢書》的本紀記載：惠帝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後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十二年下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說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在漢代，「孝悌」、「三老」、「力田」都是鄉宦的官名，凡民能孝養父母，著力耕耘者，皆可以擔任國家的下層官吏。漢代皇帝巡幸各地，常有褒揚孝悌之事。有時一個地方出現祥瑞，也認為是當地人民孝行感動上天所致，也要賞賜當地官紳。如漢宣帝甘露三年，詔曰：「乃者鳳皇（鳳凰）集新葬，群烏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新蔡長吏、三老、孝悌、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漢書·宣帝紀》）在《漢書》《後漢書》的帝王本紀中，全國性的對孝悌的褒獎、賜爵達32次之多。為了在社會上倡導孝道，漢代的皇帝謚號多加一孝字。顏師古說：「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漢書·惠帝紀》）在這樣一種全社會推崇孝道的氛圍中，《孝經》的出現並受到高度重視就成為歷史的必然。2《孝經》對儒家孝道的繼承與發揚一般研究經學的著作，都是先考據該書的作者及其產生年代，然後再研究、評價該書的內容。但是，關於《孝經》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自漢以後一直存在爭議，百家異說，各執一詞，自有依據。在沒有充分的出土文物提供新的資料，或理論方法上出現重大突破的情況下，利用現有史料很難作出新的、有突破性的結論。本書從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經學，試圖從思想發展的視角對《孝經》的成書提出自己的觀點，所以這裡先研究《孝經》的內容。作為儒家十三經之一的《孝經》，僅二卷，十八章，不足二千字，是十三經中最短的一本。為什麼短短的《孝經》會受到如此的重視？根本原因就是此書對先秦時期儒家的孝道思想進行了系統、精闢、完整的總結，並在孝道的思想中突出了「孝治」的理念，使之符合了帝制時代統治者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的需要。所以二千年來，《孝經》一書因其簡單易學，成為在社會上傳播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儒家著作。《孝經》的內容包括這樣幾個方面：（1）論證了孝道的理論依據《孝經》的第一章《開明宗義》首先指出了《孝經》一書的意義。「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經》的作者，把孝道當成是治理國家、教化民眾的最根本的道德，並借孔子之口說出來。為了神化孝道，《孝經》的作者對孝道進行了兩方面的論證。第一是宇宙論的證明。《三才章》說：「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在這裡，把孝道上升到宇宙根本規律的高度來對待，不外就是說，孝道不僅是人間道德的根本，而且是宇宙運行的普遍規則，人怎麼能違反呢？後世學者考證，這段話是從《左傳》上引證加工而得來的。《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的原文是：「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處的禮，無疑是指周禮，周禮包括吉、凶、軍、賓、嘉五大類，幾十個細目，是中國宗法等級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道德等一切意識形態的總成。說禮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比較順理成章。而《孝經》的作者借助《左傳》的成語，稍加改動來說明孝道，顯然是有人想抬高孝道的意思。這類思想，在曾子的其他著作中還可以看到。如《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說：「民之本曰孝」，「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其思想的一致性是一目瞭然的。有意思的是，在《大戴禮記·曾子大孝》中還有一段話：「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這段話在小戴《禮記·祭義》中也有，但令人非常費解，何以伐木、狩獵不以時就是非孝呢？如果聯繫到《孝經》和《左傳》的關係，我們就不難理解，顯然這裡也是將禮換成了孝，作者的用意不外是突出孝道的社會意義。第二是人性論的證明。《聖治章》說：「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父子之道，天性也。」子貢曾經說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說孔子即大講孝為「天地之性」大約說不通。從儒家思想的發展看，這類話應出于思、孟以後。確切地說，是對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親其親者」的繼承和發揚。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對父母的情感依戀，可以說是一種人之本性。由此本性引申，強調孝道的必然性是符合人類社會生活經驗的。就因為孝道即是天道，又出自人之本性，所以要將論證孝道的書提升為「經」，《孝經》一書之名即由此。《漢書·藝文志》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2）全面論證了孝道的社會作用《孝經》從個體和群體兩個角度論證了孝道的社會作用。從個體的角度看，孝道是一個由小而大，由內而外，有始有終的過程。《開明宗義章》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戰國時期，儒家學者一再強調，保護自己的身體就是盡孝道，這其中既有傳統生殖崇拜的孑遺，也有使父母減少憂慮的實際考慮。《大戴禮記·曾子本孝》講：「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倖。出門而使不已，或為父母憂也。險途隘巷，不求為先，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經》正是對曾子這些思想的高度總結。「中於事君」指人成年以後，要將孝親的精神用於國家社稷，忠於君王，為國家建功立業，「揚名於後世」，增加父母的榮耀。「終於立身」是孝道的最高層次，也是孝道的完成。由於儒家文化是一種入世型的文化，並不特別關注人死後靈魂的歸屬問題。「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孔子對人死後的彼岸世界給予了不可知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使人們把自己的精神關懷完全放到了現實的世界中，以為家族和國家盡義務為己任。所謂「立於身者」，即理想人格的完成。「聖賢」品格的實現過程，就寓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的道德實踐之中。從群體的角度看，孝道的社會作用表現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個不同的等級之中。換而言之，「五等之孝」也就是孝道表現的五個方面。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先從最底層的庶人講起。《庶人章》說：「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對於庶人來講，孝道很少有推廣的可能，因此主要就是孝養。唐玄宗的注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按照農時勞作，區分土地耕耘，辛勤生產以供養父母，這是大多數普通勞動者所應盡的孝道。《士章》說：「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上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士人之孝講的完全是推孝作忠的道理。將愛敬父母之心用於事君、事長，自然就化成了忠、順之情。而在這個轉化過程中，父是一個關鍵。民愛父不如愛母，但對母之愛則少了敬畏之情。而對於父則既有基於血緣的愛，又有嚴父管教下的敬，恰恰同於對待君主和長上的態度。《孝經》之所以要在《士章》講推孝作忠的道理，因為士正是中國傳統社會連接官與民的結合點，其身份原本為民，但又可以上升為官，這個社會群體是連接宗法家族與專制王朝的樞紐。《卿大夫章》說：「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這段文字沒有提到一個孝字，但聯繫《士章》推孝作忠的道理，將敬順父母的習慣用於社會，當官之後自然就是遵照祖宗成法慣例行事，口無非分之言，身無非法之行，循規蹈矩，保其祿位。以孝道精神培養的官吏，正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所需要的。此「宗君一體」時代大宗、小宗之間忠孝直接對應的關係雖不存在了，但孝道所包含的忠孝一致的精神原則依然可以發揮作用。《諸侯章》說：「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這一章同樣沒有涉及父子關係的詞句，但其內容都是孝道的引申。在今人看來，突出的印象就是對諸侯的警告，讓他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這樣才能「保其社稷」。這樣的言語，顯然是在春秋戰國以後，天子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社會環境中，儒家學者對強臣霸主們的警告。在漢代，則是對時時懷有不軌之心的劉姓諸王的警告。《天子章》說：「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天子行孝道，就是要將愛敬親人之情，推及於天下，以孝道教化民眾，以刑罰保證孝道。簡而言之，就是「以孝治國」。同時要求天子「愛敬盡於事親」，也是使他們有所畏懼，不能為所欲為。如《感應章》說：「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3）「以孝治天下」的具體內容如果與儒家其他經典相比較，《孝經》給人的突出印象就是，孝道的核心內容已經從本意——「善事其父母」，發展到其引申意——「以孝治天下」。《孝經》的絕大多數章節，不是講「事於親」，而是講「事於君」的。在不足二千的文字中，「治」字出現了11次，「孝治」成為貫穿全書的根本宗旨。這恰恰是文字不多的《孝經》能夠上升為「經」的根本原因。《孝經》所包括的思想內容有如下方面：第一，以「親親」率「尊尊」，移孝作忠。《廣揚名章》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移孝作忠的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就有，經過曾子學派的發展，到《孝經》被正式提了出來。《聖治章》說：「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儒家理想的聖人之治，是將天下變成一個大家庭。統治者以愛子女之心愛護百姓，而百姓則以尊敬父母之情尊敬長上。即使長上對下民有些嚴厲的措施，那也不過如同父母對子女的嚴格要求，出發點還是一片愛心。第二，「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很自然地將孝道這種家庭倫理推及於社會，使之變成了一種政治原則。《孝治章》說：「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以孝治天下如此。」明眼人不難看出，這是套用《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框架，其中貫穿的精神，則是《天子章》中以愛敬之心治天下的的原則。對於君主專制社會而言，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大國小國，天子諸侯，官吏百姓，家主臣妾之間的階級對立、等級差異統統隱藏在宗法血緣之中了。以「親親」率「尊尊」，不能不說是一種減輕階級對立、緩和社會矛盾的巧妙方法。第三，以孝教民。鑒於秦王朝統治者片面強調法治，忽視道德教育的教訓，漢代統治者極力強化孝道教化的作用。《廣要道章》說：「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者，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以具有「家教」色彩的孝道教育民眾，會使人感到親切體貼，易於接受，所以說教民「莫善於孝」。《廣至德章》說：「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人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將「家之而日見」的孝道推而廣之，就會敬天下一切為人父、為人兄、為人君者，即可達到「安上治民」的根本目的。第四，以刑輔德。本來，道德與法律屬於兩個不同的領域，但在傳統社會中，孝道所反應的社會現實，正是宗法家族社會的本質，因此，孝父、從兄、忠君，既是道德倫理的要求，也是法律所要強制執行的規範。《五刑章》說：「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在以宗法家族制度為基礎的君主專制社會裡，祖先崇拜、聖賢崇拜和君主崇拜是社會基本的價值觀念。在《孝經》的作者看來，一切的罪惡皆發源於在家中對父母的不孝，因此要用最嚴厲的刑罰來懲處不孝的行為。自漢代以後，中國的刑法典都體現了這種精神，對不孝的行為以法律手段加以制裁。第五，以宗教神化孝道。中國三代社會即存在著發達的宗法性傳統宗教，儘管這一宗教形態在春秋戰國的動亂中受到了嚴重的衝擊，但由於其生存的土壤——宗法社會得以繼續延續，所以宗法性傳統宗教只是發生了轉型，在秦漢以後繼續流傳。《孝經》的作者強調，要以宗教來神化祖靈，「神道設教」，保證現實社會中孝道的推行。《感應章》說：「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中國的儒家學者，除了少數人（如荀子、王充、范縝），雖對鬼神的存在持懷疑態度，但他們不是無神論者。到了漢代，正是一個傳統宗教的整飭時期，宗教氛圍濃烈。《感應章》首先強調天地明察，神明在上蒼監視著人們的孝行。《聖治章》又說：「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在宗法性宗教中，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兩大基本信仰。在周代，周公制禮作樂，實行「以祖配天」，既將天神據為己有，作為周廷的保護神；又神化了祖靈，使孝道得到鬼神的支持。宗廟祭祀正是子孫表達對先輩孝敬之情的場所。「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感應章》）宗廟之中的四時祭祀，儀式隆重，氣氛莊嚴，正是培養子孫孝敬之情的良好機會。在宗教盛行的古代，不行孝道的人，死後會受到祖靈的刑罰，這是任何人都不得不認真考慮的問題。所以，《孝經》將宗廟祭祀當成「孝治」的重要手段。（4）概述家庭倫理之孝行《孝經》一書，真正講到家庭倫理意義上的孝道，僅《紀孝行》《諫爭》《喪親》等幾章很少的內容。《紀孝行章》以極為精練的語言概述了居家事親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這裡提到的五個方面，基本可以包括日常生活起居的主要問題。儒家從其創始人孔子開始，經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已經就孝道倫理的方方面面講得無微不至，並在《禮記》中以禮儀條文的形式固化下來，所以《孝經》僅就敬、樂、憂、哀、嚴的原則作了規範。在全書的最後，作者指出：「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經》一書，在家庭倫理中對諫爭的論述，倒是值得特別重視。《諫爭章》說：「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為孝哉？』」父母有過則諫，是儒家一向堅持的原則。但是從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事父母，幾諫」，到曾子提出：「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再到孟子提出：「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孟子·離婁上》）戰國中期以前的儒家，一般都突出父子之間血緣的絕對性，不能因家族以外的原則動搖的宗法原則的至上性。對父之過可以諫，但諫而不聽，仍要服從。子思學派認為：「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昆弟絕妻，不為妻絕昆弟；為宗族殺朋友，不為朋友殺宗族。」（郭店楚墓竹簡《六德》）顯然當時血緣宗族的勢力還很大，儒家將恢復社會秩序的希望寄托於西周宗法制度的復興。然而，歷史發展恰恰走了相反的方面，宗族制度的瓦解和家族制度的建立是戰國時期各國變法的基本方向。於是，戰國後期的儒家學者，也逐漸修改了自己孝道學說的傾向，荀子指出：「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無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問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荀子·子道》）顯然，《孝經》的《諫爭章》基本是從荀子的書中演繹來的，不過爭臣的人數，嚴格套用了《禮記》關於廟制的說法，文詞也稍加改動而已。然而其精神實質，則反映了戰國末期，中央集權制度建立，宗法宗族制度向宗法家族制度轉化的事實。這時，君權已經遠遠超過了族權，公法超過了家法，「君統」壓倒了「宗統」，儒家學者必須修訂其學說中宗族至上的傾向。荀子和《孝經》的作者堅持「從義不從父」的原則，使儒家的孝道學說具有了更為豐富的內容，更能夠適應正在成熟的新時代。對於父親的錯誤不僅要勸諫，勸而不聽也沒有必要服從，因為這樣將會把父親推向罪惡的深淵，使家族的整體利益受到傷害。盲目服從父命並不是真正的孝子。將「從義不從父」的孝道推而廣之，在對待君主的問題上也可應用同一原則。對於君命中不義的成分，也不能盲目執行。《孝經》專立《事君》一章說：「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對於君主的錯誤，必須予以匡正，而不能趨炎附勢，阿諛奉承，推波助瀾，助紂為虐。不分是非地從命，並不是真正的忠臣。統觀《孝經》的基本內容，其書雖然是專講孝道的，但所講的孝道絕不是後世某些腐儒和昏君所提倡的「愚忠愚孝」，而是以服從社會發展長遠利益為原則的。所以孝道在二千年的中國帝制社會裡，既不是一塊單純地掩飾等級剝削制度的面紗，也不完全是專制君主控制臣下、麻痺人民群眾的思想工具。《孝經》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發揮著調整宗法家族關係的實際作用。二、《孝經》的版本及其歷史影響在儒家的經典中，《孝經》的版本爭議是比較少的。《孝經》一書也有今、古文兩個版本，《漢術·藝文志》皆有著錄。今文本《孝經》十八章，傳說秦焚書時由河間人顏芝所藏。漢惠帝廢「挾書令」以後，顏芝之子顏貞獻給了河間獻王，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今本《孝經》由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授，各有名家。古文本《孝經》二十二章，傳說為漢武帝時魯恭王拆孔子故宅時所得，用戰國時的蝌蚪文寫成。孔安國為古文《孝經》作《傳》。由於今、古文《孝經》文字接近，差異不大，所以在漢代一併流行。《隋書·經籍志》記載：「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劉向整理《孝經》，定其為十八章，基本以今文為依據，不過也參校了古文的部分內容。東漢時由經學大師鄭玄為《孝經》作注，實際所注是經劉向整理的通行本。魏晉南北朝時期，兩個版本的《孝經》及鄭《注》、孔《傳》都在社會上流行。到了唐代，唐玄宗兩度註釋《孝經》，並引起了群臣關於《孝經》的興趣。皇帝注經，未必親自動筆，但已對《孝經》表示了足夠的重視。唐玄宗的註釋以今文為主，並「頒於天下及國子學」，孔《傳》與鄭《注》便隨之而消亡。宋真宗鹹平三年（1001年），命國子監祭酒邢昺為唐玄宗的御注作疏。此注、疏被收入《十三經註疏》，成為儒家經學的正統。作為一本經學思想史著作，我們更關注《孝經》的思想意義。《孝經》對中國文化及社會發揮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對儒家孝道作了總括式的概述。《隋書·經籍志》說：「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儒家的孝道思想，貫穿於其他經典之中，往往因事而發，因人而異，內容分散，體例不一。《孝經》將儒家的孝道思想集中加以提煉，分清章目，結構嚴謹，文字精闢，可以說是對儒家孝道觀的集中闡述。由於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宗法倫理，因此呂維祺的《孝經或問》又說：「《孝經》者五經之總合，百王之大法也。」古人所說的「六經總會」或「五經總合」，是就宗法倫理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而言。第二，為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提供了理論依據。《孝經·開明宗義》：「夫孝，德之本也」，一語中的。中國的傳統道德體系，以「三綱五常」為核心，而「三綱五常」又都體現著孝道的精神。「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貫穿三者的軸線是孝道精神。「父為子綱」是講子對父的敬畏與服從，是孝道的本有之意。「君為臣綱」則是「父為子」的自然引申，如《孝經·士章》：「賢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夫為妻綱」雖不可從孝道中直接引證，但是《孝經》所極力培養的上下尊卑、等級順從關係，在以男權為主的社會裡，很容易轉化為夫權對婦女的壓迫。「五常」指仁、義、禮、智、信，仁是其中的核心。孔子講：「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明確闡明了孝是仁的本質。《孟子·離婁上》：「義之實，從兄是也。」在家孝敬父母，服從兄長，進入社會以後就會服從各種社會秩序，這就是義。儒家的禮，更是孝道的集中體現，《禮記·曲禮》：「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智就是對孝道關係的體認，《孟子·離婁上》：「仁之實，事親者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其二者弗去是也。」信則是對孝道的遵從與恪守，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所以，邢昺在《孝經註疏·序》中說：「《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黃道周在《孝經集傳》中說：「《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第三，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形而上追求。中國的漢民族，是一個宗教情感淡漠的民族，輕恬彼岸，關鍵就在於他們以自己的宗法家族作為精神的寄托，不需要尋找其他皈依。《孝經·感應》：「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在中國的古代傳統宗教中，天地就是最高神靈。「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聖治》），天地是民之父母，父母之靈就是生者的神。所以，在祖先祠堂裡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追養繼孝」，「善述先人之志」，使天國的祖靈與他們在現實留下的事業融為一體，使後人在追祭亡靈，繼承遺志的事業中得到精神的充實。向下看，中國人重視子孫的生育與撫養。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離婁下》）一個家族只要人丁興旺，朝氣蓬勃，後繼有人，祖先的香火就會供奉不絕。個人在這個家族中就會感到盡了義務，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第四，成為社會教育人才、選拔人才的教材和標準。自漢朝始，歷代皇帝屢屢將《孝經》作為教科書，在官學中設置《孝經》博士。趙岐《孟子題解》：「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帝欲廣遊學士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代，直接設立「孝廉」一職，啟用社會上孝行卓著的人擔任。隋代以後設立科舉制，《孝經》作為儒家十三經之一，經常成為科舉考試的題目，考官以考生對孝道的理解選拔人才。即使當了官以後，不孝行為也會受到有司的彈劾。《隋書·鄭譯傳》：「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皇帝下昭嚴責，並「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第五，成為社會規範的準繩。首先，表現在法律方面。《孝經·五刑》：「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律，都依此精神制定。無論秦律、漢律，還是明律、清律，都將不孝作為「忤逆」大罪重判。相反，父母管教子女，即使加刑過當，也可以從輕發落。如《唐律·斗訟》規定：「罵祖父母、父母者，絞」「諸子孫殺其祖父母、父母者，凌遲處死。」而祖父母、父母打死不孝子孫無罪。即使是錯殺，北魏律「徒五年」，唐律「徒二年」，明清律「杖六十或徒一」。其次，社會上形成尊老、敬老、養老之風。例如漢代即建立了養老制度，漢高祖初入關，即：「存問父老，置酒。」（《漢書·高帝紀》）以後文帝、武帝等帝王多次下詔賜與老者錢、糧、酒、肉，以示國家對孝道的提倡。《後漢書·禮儀志》載：民年七十以上者可授玉杖，持此杖者可享受比食俸六百石的官吏更高的待遇。平民毆打持玉杖者，立即處死。再次，孝道觀念成為文學藝術的重要題材。《孝經·感應》：「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至。」子女孝行感動上蒼的故事在中國文學中不勝枚舉，《二十四孝》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意義者。「王祥臥鯉」，「郭巨埋」，這類故事今天聽來顯得殘酷而不近人情，而在物質生活極其匱乏的古代，卻又顯示出人類發展過程中感人至深的悲劇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弘道效果。在以後陸續出現的《列異傳》《搜神記》《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小說中，反映孝道的故事比比皆是。最後，《孝經》所宣揚的孝道精神，反映在中國人的衣食住行、歲年節令之中，實難一一列舉。三、二十四孝1孝感動天虞舜，瞽叟之子。性至孝。父頑，母囂，弟象傲。舜耕於歷山，有象為之耕，鳥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堯聞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讓焉。隊隊春耕象，紛紛耘草禽。嗣堯登寶位，孝感動天心。舜，傳說中的遠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華，號有虞氏，史稱虞舜。相傳他的父親瞽叟及繼母、異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讓舜修補穀倉倉頂時，從穀倉下縱火，舜手持兩個斗笠跳下逃脫；讓舜掘井時，瞽叟與象卻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脫。事後舜毫不嫉恨，仍對父親恭順，對弟弟慈愛。他的孝行感動了天帝。舜在厲山耕種，大象替他耕地，鳥代他鋤草。帝堯聽說舜非常孝順，有處理政事的才幹，把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他；經過多年觀察和考驗，選定舜做他的繼承人。舜登天子位後，去看望父親，仍然恭恭敬敬，並封象為諸侯。2戲綵娛親周老萊子，至孝，奉二親，極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稱老。常著五色斑斕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側。又嘗取水上堂，詐跌臥地，作嬰兒啼，以娛親意。老萊子，（東周）春秋時期楚國隱士，為躲避世亂，自耕於蒙山南麓。他孝順父母，盡揀美味供奉雙親，70歲尚不言老，常穿著五色綵衣，手持撥浪鼓如小孩子般戲耍，以博父母開懷。一次為雙親送水，假裝摔倒，躺在地上學小孩子哭，二老大笑。戲舞學嬌癡，春風動綵衣。雙親開口笑，喜色滿庭鬧。3鹿乳奉親周郯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雙眼，思食鹿乳。郯子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供親。獵者見而欲射之。郯子具以情告，以免。郯子，春秋時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飲鹿乳療治。他便披鹿皮進入深山，鑽進鹿群中，擠取鹿乳，供奉雙親。一次取乳時，獵人看到了他以為是麋鹿，想射殺他，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現身走出，將擠取鹿乳為雙親醫病的實情告知獵人，免除了被誤殺的危險。親老思鹿乳，身掛褐毛衣。若不高聲語，山中帶箭歸。4百里負米周仲由，字子路。家貧，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乃歎曰：「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順。早年家中貧窮，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飯食，卻從百里之外負米回家侍奉雙親。父母死後，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國去，隨從的車馬有百乘之眾，所積的糧食有萬鍾之多。坐在壘疊的錦褥上，吃著豐盛的筵席，他常常懷念雙親，慨歎說：「即使我想吃野菜，為父母親去負米，哪裡能夠再得呢？」孔子讚揚說：「你侍奉父母，可以說是生時盡力，死後思念哪！」（《孔子家語·致思》）負米供旨甘，寧辭百里遙。身榮親已歿，猶念舊劬勞。5嚙指痛心周曾參，字子輿，事母至孝。參嘗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無措，望參不還，乃嚙其指。參忽心痛，負薪而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嚙指以悟汝爾。」曾參，字子輿，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稱「曾子」，以孝著稱。少年時家貧，常入山打柴。一天，家裡來了客人，母親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參忽然覺得心疼，知道母親在呼喚自己，便背著柴迅速返回家中，跪問緣故。母親說：「有客人忽然到來，我咬手指盼你回來。」曾參於是接見客人，以禮相待。曾參學識淵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的修養方法，相傳他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稱他為「宗聖」。母指才方嚙，兒心痛不禁。負薪歸未晚，骨肉至情深。6蘆衣順母周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母，生二子，衣以棉絮；妒損，衣以蘆花。父令損御車，體寒，失紖。父查知故，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悔改。閔損，字子騫，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淵並稱。孔子曾讚揚他說：「孝哉，閔子騫！」（《論語·先進》）他生母早死，父親娶了後妻，又生了兩個兒子。繼母經常虐待他，冬天，兩個弟弟穿著用棉花做的冬衣，卻給他穿用蘆花做的「棉衣」。一天，父親出門，閔損牽車時因寒冷打顫，將繩子掉落地上，遭到父親的斥責和鞭打，蘆花隨著打破的衣縫飛了出來，父親方知閔損受到虐待。父親返回家，要休逐後妻。閔損跪求父親饒恕繼母，說：「留下母親只是我一個人受冷，若休了母親，三個孩子都要挨凍。」父親十分感動，就依了他。繼母聽說，悔恨知錯，從此對待他如親子。閔氏有賢郎，何曾怨晚娘？尊前賢母在，三子免風霜。7親嘗湯藥前漢文帝，名恆，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孝聞天下。漢文帝劉恆，漢高祖第三子，為薄太后所生。高後八年（前180年）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聞於天下，侍奉母親從不懈怠。母親臥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藥，他親口嘗過後才放心讓母親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注意發展農業，使西漢社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他與漢景帝的統治時期被譽為「文景之治」。仁孝臨天下，巍巍冠百王。莫庭事賢母，湯藥必親嘗。8拾葚異器漢蔡順，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亂，歲荒不給，拾桑葚，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憫其孝，以白米二鬥牛蹄一隻與之。蔡順，漢代汝南（今屬河南）人，少年喪父，事母甚孝。當時正值王莽之亂，又遇饑荒，柴米昂貴，母子只得拾桑葚充飢。一天，偶遇赤眉軍，赤眉軍士兵問道：「為什麼把紅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開裝在兩個簍子裡？」蔡順回答說：「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紅色的桑葚留給自己吃。」赤眉軍憐憫他的孝心，送給他二斗白米，牛蹄一個，以示敬意。黑葚奉萱闈，啼饑淚滿衣。赤眉知孝順，牛米贈君歸。9埋兒奉母漢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復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郭巨，東漢隆慮（今河南安陽林州）人，一說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實。父親死後，他把家產分作兩份，給了兩個弟弟，自己獨取母親供養，對母極孝。後家境逐漸貧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擔心，養這個孩子，必然影響供養母親，遂和妻子商議：「兒子可以再有，母親死了不能復活，不如埋掉兒子，節省些糧食供養母親。」當他們挖坑時，在地下二尺處忽見一壇黃金，上書「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夫妻得到黃金，回家孝敬母親，並得以兼養孩子。郭巨思供給，埋兒願母存。黃金天所賜，光彩照寒門。10賣身葬父漢董永，家貧。父死，賣身貸錢而葬。及去償工，途遇一婦，求為永妻。俱至主家，令織縑三百匹，乃回。一月完成，歸至槐陰會所，遂辭永而去。董永，相傳為東漢時期千乘（今山東高青縣北）人，少年喪母，因避兵亂遷居安陸（今屬湖北）。其後父親亡故，董永賣身至一富家為奴，換取喪葬費用。上工路上，於槐蔭下遇一女子，自言無家可歸，二人結為夫婦。女子以一月時間織成三百匹錦緞，為董永抵債贖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蔭，女子告訴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幫助董永還債。言畢凌空而去。因此，槐蔭改名為孝感。葬父貸孔兄，仙姬陌上逢。織縑償債主，孝感動蒼穹。11刻木事親漢丁蘭，幼喪父母，未得奉養，而思念劬勞之因，刻木為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針戲刺其指，血出。木像見蘭，眼中垂淚。蘭問得其情，遂將妻棄之。丁蘭，相傳為東漢時期河內（今河南安陽一帶）人，幼年父母雙亡，他經常思念父母的養育之恩，於是用木頭刻成雙親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議，每日三餐敬過雙親後自己方才食用，出門前一定稟告，回家後一定面見，從不懈怠。久之，其妻對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針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蘭回家見木像眼中垂淚，問知實情，遂將妻子休棄。刻木為父母，形容在日時。寄言諸子侄，各要孝親闈。12湧泉躍鯉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姑尤謹。母性好飲江水，去捨六七里，妻出汲以奉之；又嗜魚膾，夫婦常作；又不能獨食，召鄰母共食。捨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日躍雙鯉，取以供。姜詩，東漢四川廣漢人，娶龐氏為妻。夫妻孝順，其家距長江六七里之遙，龐氏常到江邊取婆婆喜喝的長江水。婆婆愛吃魚，夫妻就常做魚給她吃，婆婆不願意獨自吃，他們又請來鄰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風大，龐氏取水晚歸，姜詩懷疑她怠慢母親，將她逐出家門。龐氏寄居在鄰居家中，晝夜辛勤紡紗織布，將積蓄所得托鄰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後，婆婆知道了龐氏被逐之事，令姜詩將其請回。龐氏回家這天，院中忽然噴湧出泉水，口味與長江水相同，每天還有兩條鯉魚躍出。從此，龐氏便用這些供奉婆婆，不必遠走江邊了。捨側甘泉出，一朝雙鯉魚。子能事其母，婦更孝於姑。13懷橘遺親後漢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桔待之，績懷桔二枚。及歸，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桔乎？」績跪答曰：「吾母性之所愛，欲歸以遺母。」術大奇之。陸績，三國時期吳國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學家。六歲時，隨父親陸康到九江謁見袁術。袁術拿出橘子招待，陸績往懷裡藏了兩個橘子。臨行時，橘子滾落地上，袁術嘲笑道：「陸郎來我家作客，走的時候還要懷藏主人的橘子嗎？」陸績回答說：「母親喜歡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給母親嘗嘗。」袁術見他小小年紀就懂得孝順母親，十分驚奇。陸績成年後，博學多識，通曉天文、歷算，曾作《渾天圖》，注《易經》，撰寫《太玄經注》。孝悌皆天性，人間六歲兒。袖中懷綠桔，遺母報乳哺。14扇枕溫衾後漢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惟切，鄉人稱其孝。躬執勤苦，事父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暖其被席。太守劉護表而異之。黃香，東漢江夏安陸人，九歲喪母，事父極孝。酷夏時為父親扇涼枕席；寒冬時用身體為父親溫暖被褥。少年時即博通經典，文采飛揚，京師廣泛流傳「天下無雙，江夏黃香」。安帝（107～125年）時任魏郡太守，魏郡遭受水災，黃香盡其所有賑濟災民。著有《九宮賦》《天子冠頌》等。冬月溫衾暖，炎天扇枕涼。兒童知子職，知古一黃香。15行佣供母后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或欲劫將去，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不忍殺。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佣供母。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江革，東漢時齊國臨淄人，少年喪父，侍奉母親極為孝順。戰亂中，江革背著母親逃難，幾次遇到匪盜，賊人欲殺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邁，無人奉養，賊人見他孝順，不忍殺他。後來，他遷居江蘇下邳，做雇工供養母親，自己貧窮赤腳，而母親所需甚豐。明帝時被推舉為孝廉，章帝時被推舉為賢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將。負母逃危難，窮途賊犯頻。哀求俱得免，傭力以供親。16聞雷泣墓魏王裒，事親至孝。母存日，性怕雷，既卒，殯葬於山林。每遇風雨，聞阿香響震之聲，即奔至墓所，拜跪泣告曰：「裒在此，母親勿俱。」王裒，魏晉時期營陵人，博學多能。父親王儀被司馬昭殺害，他隱居以教書為業，終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晉臣。其母在世時怕雷，死後埋葬在山林中。每當風雨天氣，聽到雷聲，他就跑到母親墳前，跪拜安慰母親說：「裒兒在這裡，母親不要害怕。」他教書時，每當讀到《蓼莪》篇，就常常淚流滿面，思念父母。慈母怕聞雷，冰魂宿夜台。阿香時一震，到墓繞千回。17哭竹生筍晉孟宗，少喪父。母老，病篤，冬日思筍煮羹食。宗無計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須臾，地裂，出筍數莖，持歸作羹奉母。食畢，病癒。孟宗，三國時江夏人，少年時父亡，母親年老病重，醫生囑用鮮竹筍做湯。適值嚴冬，沒有鮮筍，孟宗無計可施，獨自一人跑到竹林裡，扶竹哭泣。少頃，他忽然聽到地裂聲，只見地上長出數莖嫩筍。孟宗大喜，採回做湯，母親喝了後果然病癒。後來他官至司空。淚滴朔風寒，蕭蕭竹數竿。須臾冬筍出，天意報平安。18臥冰求鯉晉王祥，字休征。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父前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嘗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臥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歸供母。王祥，琅琊人，生母早喪，繼母朱氏多次在他父親面前說他的壞話，使他失去父愛。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帶伺候，繼母想吃活鯉魚，適值天寒地凍，他解開衣服臥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躍出兩條鯉魚。繼母食後，果然病癒。王祥隱居二十餘年，後從溫縣縣令做到大司農、司空、太尉。繼母人間有，王祥天下無。至今河水上，一片臥冰模。19扼虎救父晉楊香，年十四歲，嘗隨父豐往田獲傑粟，父為虎拽去。時香手無寸鐵，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踴躍向前，扼持虎頸，虎亦靡然而逝，父子得免於害。楊香，晉朝人。十四歲時隨父親到田間割稻，忽然跑來一隻猛虎，把父親撲倒叼走，楊香手無寸鐵，為救父親，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盡全身氣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終於放下父親跑掉了。深山逢白虎，努力搏腥風。父子俱無恙，脫離饞口中。20恣蚊飽血晉吳猛，年八歲，事親至孝。家貧，榻無帷帳，每夏夜，蚊多攢膚。恣渠膏血之飽，雖多，不驅之，恐去己而噬其親也。愛親之心至矣。吳猛，晉朝濮陽人，八歲時就懂得孝敬父母。家裡貧窮，沒有蚊帳，蚊蟲叮咬使父親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吳猛總是赤身坐在父親床前，任蚊蟲叮咬而不驅趕，擔心蚊蟲離開自己去叮咬父親。夏夜無帷帳，蚊多不敢揮。恣渠膏血飽，免使入親幃。21嘗糞憂心南齊庾黔婁，為孱陵令。到縣未旬日，忽心驚汗流，即棄官歸。時父疾始二日，醫曰：「欲知瘥劇，但嘗糞苦則佳。」黔婁嘗之甜，心甚憂之。至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父死。庾黔婁，南齊高士，任孱陵縣令。赴任不滿十天，忽覺心驚流汗，預感家中有事，當即辭官返鄉。回到家中，知父親已病重兩日。醫生囑咐說：「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嘗一嘗病人糞便的味道，味苦就好。」黔婁於是就去嘗父親的糞便，發現味甜，內心十分憂慮，夜裡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幾天後父親死去，黔婁安葬了父親，並守制三年。到縣未旬日，椿庭遺疾深。願將身代死，北望起憂心。22乳姑不怠唐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日櫛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一日病，長幼咸集，乃宣言曰：「無以報新婦恩，願子孫婦如新婦孝敬足矣。」崔山南，唐代博陵人，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人稱「山南」。當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事已高，牙齒脫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順，每天盥洗後，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餵養婆婆，如此數年，長孫夫人不再吃其他飯食，身體依然健康。長孫夫人病重時，將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說：「我無以報答新婦之恩，但願新婦的子孫媳婦也像她孝敬我一樣孝敬她。」後來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長孫夫人所囑，孝敬祖母唐夫人。孝敬崔家婦，乳姑晨盥洗。此恩無以報，願得子孫如。23滌親溺器宋黃庭堅，元符中為太史，性至孝。身雖貴顯，奉母盡誠。每夕，親自為母滌溺器，未嘗一刻不供子職。黃庭堅，北宋分寧人，著名詩人、書法家。雖身居高位，侍奉母親卻竭盡孝誠。每天晚上，都親自為母親洗滌馬桶，沒有一天忘記兒子應盡的職責。貴顯聞天下，平生孝事親。親自滌溺器，不用婢妾人。24棄官尋母宋朱壽昌，年七歲，生母劉氏，為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神宗朝，棄官入秦，與家人決，誓不見母不復還。後行次同州，得之，時母年七十餘矣。朱壽昌，宋代天長人，七歲時，生母劉氏被嫡母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時，朱壽昌在朝做官，曾經刺血書寫《金剛經》，行四方尋找生母，得到線索後，決心棄官到陝西尋找生母，發誓不見母親永不返回。終於在陝州遇到生母和兩個弟弟，母子歡聚，一起返回，這時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七歲生離母，參商五十年。一朝相見面，喜氣動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