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於某官：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
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２，廣糴米斛。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拔，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３，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籍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眾？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
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４，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奸；饋餫５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６輦載，爭多斗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７焉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
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一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
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選自《朱子大全》有刪改）
【注】１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浙東發生饑荒，宰相王淮推薦朱熹任提舉浙江常平茶鹽公事。上任以後，朱熹即徵購糧食，興修水利，瞭解民情，彈劾污吏，竭盡全力，以救災荒，但他向朝廷的建議，很少被採納。為此，朱熹給王淮寫了這封信。２緡錢：此處指購買糧食儲備的錢。３賞典：指賞賜的典禮。４名器：名號與車服，指官爵。５饋餫（yun）：運送糧餉。６苞苴：指饋贈的禮物。７規規：淺陋。
六月八日，具位之臣恭敬地捧著信，再拜獻給某官:
我曾說天下的事情，形勢有時寬緩，有時緊迫；朝廷的政務也有適宜的緩急之分。應當緩的事處理急了，就會使事情變得繁瑣苛刻，反而把大的事情丟掉了；應當急的事情卻用緩的辦法來處理，那就會造成懶散鬆懈，無法抓住處理問題的最佳時機。權衡這兩個方面，都是失策的。但我認為應當緩辦卻操之過急，害處固然不小，如果應當急辦卻拖延遲緩，那麼它的危害就不是用語言所能所能講清楚的了，真是不可以不看明白啊。我私下觀察當今形勢，可以說應當急切對待，萬不可再拖延了，但是今天的政事，恰恰相反，我真不明白為什麼竟會這樣。
我私下考慮當今朝廷的政事，不論大小，全都鬆弛懈怠，現在沒有時間一一列舉。姑且拿賑災一事來說，這是天下的事中最應當急辦而不可拖延的事。在賑災之中，有兩件事，又極其急迫不可稍緩的。一是發給緡錢，多多收購糧食。儲蓄的糧食已經很多，一旦急需，足夠支用，即使朝廷另有需要，只需早上發一紙命令，米當晚就能發出。這是第一件事情；二是迅速推行賞賜制度，激發鼓勵富有人家出力助賑。這個政策，原是用來誘導百姓，在事急的時候，依靠他們捐助，以供一時的需要；事成之後給予酬賞，以此勸勉後人。反過來看眼前的情形，已經大大喪失信用，今後再有緊急的事，靠什麼來使喚民眾？為國家利益謀劃的大計，竟這樣違悖情理，（將來）遇到急難之事再後悔，還來得及嗎？這是第二件事。
但是或許有人會這樣講，朝廷應當節約開支，愛惜官爵，認為國家的大政，就在於此，上面兩項請求，恐怕難以做到。我卻認為並非如此。所謂節約開支，在於杜絕侵佔、欺騙、浪費和損耗的弊害；愛惜官爵，在於抑止沒有功勞而僥倖獲得的濫賞。現在預先廣積糧食，替一個地區防荒作充分準備，那就不是所說的侵佔欺騙、浪費損耗的弊害；推行賞賜，以顯示國家的信用，那就不是所說的沒有功勞而僥倖獲得的濫賞。況且國家經費，用處極廣，消耗在養兵方面的佔十之八九。至於那些將帥用虛報士兵名額，來幫他實現侵佔、欺騙的奸謀；負責運輸的官吏，在賬簿文書上弄虛作假，實施盜竊的勾當；行賄的財物，用車裝載，還相互爭勝，送入權貴寵臣的家中，每年不知數目有多少萬。您對這些事不加糾正，反而淺陋地去斤斤計較饑民餬口的一點東西，把這作為節約財政開支的措施，我不明白這有什麼理由？
大概朝廷愛護百姓的心思，不像吝惜費用那麼周到，因此不肯盡力去做救濟百姓的工作；您憂國的念頭，也不像保全自身那麼迫切，因此只作諂媚迎合的打算。這為個人著想，可以說很周到了，但就旁觀者來講，也可說是太欠考慮了。百姓和財物，誰輕誰重？自身和國家，誰大誰小？財物散失了，還可以重新積聚，民心一旦失去了，就不可能再得到；自身遭受危險，還可以化險為夷，國家一旦傾覆，就不可能再恢復了。到了百姓離散、國家危亡、自己無處安身的時候，那麼所聚有的財物，不是替盜賊積累了嗎？您看自古以來國家傾覆的原因，哪個不是從百姓反叛開始？而百姓的反叛不知不覺的發生，哪個不是因飢餓而產生?
希望明公能好好考慮這些話，把以前辦事拖拉鬆弛的錯誤，自己在皇上面前一一列舉出來，務必徹底改變以前的做法，共赴當前的急難，而對我所說有關救災的一二件事，稍加留心。情意迫切，直言無忌，希望您能加以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