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心善而子孫盛 根固而枝葉榮
【原文】
心者後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
【譯文】
一個人能有一顆善良的心，就等於給後代子孫種下了幸福的根苗，這就如同栽花植樹一般，因為世間沒有不把花木栽在土地內，就能使花木枝葉繁茂而開花結果的。
【解說】
佛家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馬上就報。」這種嚴格的因果報應觀雖然在現實中不盡其然，但多行不義必自斃，原因出在行惡所產生的社會副作用會逐漸蔓延，一旦有了誘發因素，社會便會對惡行作出反應，即所謂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同樣，為善在周圍產生了正的作用，一有時機便會得到應有的報答，所謂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花花轎子人抬人」。
家庭風氣的好壞，直接影響子孫的為人品行，這是一個耳濡目染的過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會打洞」。雖說不能一律，但書香門第的教育總是要相對高些。父母為官則兒女諳熟官場禮儀，父母從藝則兒女能習染藝術細胞，這些都是差不離的。父母若性情古怪，兒女也難免受到影響；父母為人慈善，兒女也總要有所倣傚，所以為父母者不可不慎己。
【例解】
太宗李世民 「三勤」保盛世
在出現了「天下大治」的昌盛局面之後，貞觀十六年（642），唐太宗對當時的史官褚遂良說了這樣一段話：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這段話，既是太宗對施政政治基本經驗的概括，又表明他堅持力行的主要是這三件大事。中國歷史上，唐太宗算得上是最重視以史求治的帝王了。考歷代興亡，辨前王得失，以漢文為師，思隋亡為戒，編纂史書，取鑒求治，貫穿於太宗施政致治的全過程。
太宗即位之初，不僅議政之間「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以至「夜夜忘疲，中宵不寐」，就是退朝之後，他仍然「披覽忘倦，每達宵分」。自己如此孜孜不倦、夜以繼日地讀史、議史之外，更注意指導地方軍政長官讀史。貞觀三年（629）年底，為獎勵涼州都督李大亮的「忠勤」，特賜荀悅《漢紀》一部，認為「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要李大亮「宜加尋閱」。所謂「極為治之本」，即認為《漢紀》中有大治天下的豐富經驗可供吸取。同時，以宰相房玄齡為總監，副相魏征「總知其務」，組織了專門的修史班子。自貞觀三年（629），至十年（636），修撰成《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和《隋書》五代史，總結出「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的這一取鑒求治的基本經驗。「前王」之「得」，太宗最傾心於漢文帝，「前王」之「失」，太宗最感觸於隋煬帝。從「貞觀之治」表現出的「致治」之道，包括以「靜」求治總方針的制定，農本思想、君臣相輔思想、任賢納諫、民族德化，乃至釋宮女、令得嫁等等，都能從漢文致治、煬帝喪國的正反經驗教訓中找到借鑒的痕跡。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在辨前王興亡的同時，又注意到典章制度的問題，命史官續修《五代史志》，直至高宗時才告成。
進入晚年，太宗又下詔修撰《晉書》，並親自撰寫了4篇史論。指責司馬懿未能「竭誠盡節」，「見嗤後代」，顯然是想借歷史告誡李唐功臣不要像司馬懿那樣有虧臣節。評論司馬炎，是為了告誡太子李治，莫忘司馬炎「居治而忘危」、「委寄失才」、封藩貽患的教訓，免得「海內板蕩，宗宙播遷」。這是試圖以史安排後事。進賢致治，在古代的名君中，也是唐太宗做得最為有成效。
當確定了大治天下的基本方略之後，太宗立即把進賢致治提到重要議事日程，強調「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據《全唐文》所收，太宗親下求賢舉能詔多達5次。隨時提及求賢者，在《貞觀政要》一書中比比皆是。即位之初，太宗命宰相封德彝舉薦賢才。幾個月過去了，不見動靜。太宗掩飾不住求賢的急切心情，斥責封德彝失職。封德彝辯解說，「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太宗反駁道：「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人才不會沒有的，關鍵在於能不能發現人才。太宗深深懂得「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強調「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一次，太宗與宰相房玄齡、魏征、李靖、溫彥博、戴胄、王珪等酒宴。席間，太宗要王珪「品藻」諸相，王珪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很同意這一概括，諸相也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這一席對話，既表達了太宗用人「各取所長」的方針，又包含著對太宗用人「鹹盡其才」的禮讚。貞觀十一年（637），太宗面對隆盛的功業，不無感慨地說：「於茲十有餘年，斯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於此。」短短的幾句話，道出的正是他「進用善人，共成政道」的事實。這一年，太宗兩次頒詔求賢，仍然強調「博訪邱園，搜持英俊，弼成王道，臻於大化焉」，把「進賢」與「致治」的關係說得更加明白。十七年（643），為了展示君臣一體，共成政道，特詔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璃、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24人，圖畫於凌煙閣。從凌煙閣24功臣可以看出，太宗「進用善人」，不論出身士庶，是否故舊，也不問為官為民，是漢是夷，均「委任責成，各盡其用」的用人之道。這正是太宗始終「勤行」不忘於「共成政道」的結果!
不為群小之輩所讒，是保證「廣任賢良」的重要環節。唐太宗為實現「進用善人，共成政道」的目的，把「斥棄群小，不受讒言」作為自己「勤行」的三件大事中的一件，足見其對防佞杜讒的重視程度。
貞觀初，為「致太平」，太宗廣開「直言之路」。於是，便有群小之徒「各行讒毀，交亂君臣」。為此，太宗反覆強調，「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蝥賊也」，把讒邪視為「逆亂之源」。為了防佞杜讒，下令「自今以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貞觀三年（629），魏征升任秘書監、參預朝政，為副相。於是，有人誣告魏征「謀反」。太宗立即反駁道：「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不僅不追究魏征，反而「遽斬」誣告之人。在這前後，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譭謗」宰相房玄齡、杜如晦「思慮有限」，想動搖房、杜相位。太宗說：「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譭謗，止欲離間我君臣」，便採用法律手段，「流陳師合於嶺外」。對於某些大臣，太宗並不因其「功高」就聽任其譭謗賢能。最具典型性的，要算是蕭璃對房、杜的讒毀了。蕭璃在高祖時，「凡諸政務，莫不關掌」。太宗即位後，重用房、杜。蕭璃「心不能平」。先是上書論二人不稱職，但無證據，太宗罷蕭璃，「廢於家」。過了一陣，復其官職。後來，房玄齡、魏征等執政中「有微過」，蕭璃又「劾之」。太宗「竟不問」，免去蕭璃相職，降級使用，過了4年，才恢復其相位。貞觀十七年（643），蕭璃也圖畫凌煙閣，又誣房玄齡以下諸相「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並「累獨奏」稱「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太宗一面勸蕭璃要「推心待士」，一面表示自己不會「頓迷臧否」。太宗「積久銜之」，越發討厭蕭璃，最終下詔斥其「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罷為州刺史，除去封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