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謀略奇書《反經》(《長短經》)02【反經任長】古文翻譯解釋成現代文

任長第二

  
欲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人就該懂得這個道理。善用人的長處,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務。
  【經文】
  臣聞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弘略而高遠,歷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回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奸,以之治邊則失其眾;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民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譯文】
  我聽說,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聖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幹各有不同的說法。何況一般人不能和這些人相比,怎麼可以求全責備呢?
  [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劉邵的《人物誌》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剛正、志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緻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面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遠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處理瑣碎小事的粗魯和大意;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說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於說到仁義,其為人則弘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元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遼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侈奢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人膏盲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裡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採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
  【經文】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
  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也。
  胡人便於馬,趙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悸矣。」
  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
  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戎,於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
  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一午於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譯文】
  從前伊尹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脊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塗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寧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吧;敢於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你若想富國強兵,那麼,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黃石公說:
  「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於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
  《淮南子》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毒過附子這種草藥的,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於奔馳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才能都會有長短不同。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顯得很荒謬了。」基於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詔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陳平有什麼忠厚的品德?
  蘇秦何曾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
  由此看來,讓韓信當謀士,讓董仲舒去打仗,讓於公去遊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勳,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長」的原則,不能不仔細研究。
  [魏時桓范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後,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
  晉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後在奪取政權時又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採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托付給了周勃。」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高貴;戰亂發生的時候,戰功多的人得到重賞。」諸葛亮說:「老子善於養性,但不善於解救危難;商鞅善於法治,但不善於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於遊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於攻城掠地,但不善於團結民眾;伍子胥善於圖謀敵國,但不善於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前秦方士王嘉善於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事奉昏君;許子將善於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攏絡人才。」這就是用人之所長的藝術。
  【按語】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擺脫道德的屏障。這有它的合理之處,無論怎麼說,品德總是用人的第一標準。但是,第一並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論,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長處,或者是選拔任用了有德而無才的人,對任何一項事業都是有害的。正是針對這種傳統的偏頗,曹操矯枉過正,提出了「唯才是舉」
  的主張。這個主張有些偏激,但卻極有啟發性。
  在本篇中,趙蕤引用了曹操的話說:「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蘇秦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國遊說秦惠王,出謀劃策讓他去統一天下。當蘇秦遊說失敗後,又轉而到秦國的敵人那一方去遊說,先是去燕國說服燕文候,繼而又說服了趙。齊、韓、魏、楚等國,身掛六國相印。像這種兩頭賣好的人,可說是沒有「篤行」
  的無德之人。但是,他卻可以使六國聯合起來對抗強秦,六國也的確平安了幾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蘇秦,以其弱小的燕國恐怕早就成了秦王菜板上的魚肉了。還有陳平,他年輕的時候便是個游手好閒的人,甚至連老婆都沒處討,據說還有與嫂子通姦、收受賄賂的劣跡。當時正逢亂世,他先投奔項羽,項羽很重用他,官到都尉,後來因與劉邦作戰失敗,陳平怕被項羽殺掉,又轉而投奔了劉邦。可見,這也是一個沒有「篤行」的無德之人。但劉邦並沒有因此而小看陳平,相反卻比項羽還重用他。在後來的楚漢戰爭中,劉邦的許多奇謀妙計都出自陳平,而且,在劉邦死後,陳平協助周勃誅滅諸呂,進一步鞏固了漢王朝的基業。可以說,在用人這一點上,人沒有好壞,只有短長。正像黃石公所說的,如果用得適當,連貪圖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