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選 新安吏
杜甫
系列：杜甫詩選|杜甫詩集
杜甫詩選 新安吏
【原文】
客１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２？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３。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４？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５。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６。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７。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８。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９。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十，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註釋】
１客：杜甫的自稱。
２喧呼：喧鬧呼叫。點兵，按照戶籍名冊來點名徵兵。「借問」的發問之人是杜甫，由此也可以看出本詩採用問答體。更：即豈，難道。丁：唐制中，最初是「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到了天寶三年（744）改為「十八為中男，二十二為丁」。
３這兩句則是官吏的回答解釋：迫於軍令，不得不這樣。府帖：軍帖，唐時是府兵制，所以稱「府帖」。次選：因為壯丁已經被全部徵用，再次徵兵時只能征中男入伍。中男，指為成丁的男子。
４這兩句又是詩人的疑問。表現一種情感上的衝突，一方面必須要有兵士戍守王城，另一方面丁已征盡，只好徵用未成年的孩子去打仗守城，令人擔憂更讓人覺得可憐。絕短小，極短小。
５白水：即大河。這兩句融景入情，構成了一種似乎山川也在為之悲慟的淒涼氣氛。
６眼枯：眼中的淚水流得太多，已經導致了眼淚枯竭。天地：指朝廷，因為不敢直指便以此來影射。
７相州：指鄴城，在今天的河南省安陽縣。日夕：即早早晚晚、時時刻刻。平：平定，克復。
８賊難料：其實並非因為「賊難料」，而是「人謀不臧」，當時肅宗不信任郭子儀等大將，害怕他們功高位尊後會難以統領，所以就故意壓制，最終導致了鄴城之敗，但在這裡杜甫只好以渾說帶過，將罪過歸咎於「賊難料」。
９就糧：即就食。近故壘：指靠近舊營地。舊京：指洛陽。
十王師：即王者之師。原本是用來指天子的軍旅，後來多用來指反抗外敵入侵的政府軍，也就是杜甫這裡所說的「義軍」。順：名正言順、合乎正義。
【譯文】
我走在通往新安的路上，忽然聽到有人喧嘩，原來是差役在村裡徵兵。我問那些差役：「新安這個小小的縣城，連年戰亂，還有壯丁可以應徵入伍嗎？」差役回答說：「昨夜州府已經下達文書，規定徵調中男入伍了。」我說：「這些人既矮又小，怎麼能讓他們去守衛東都洛陽啊？」健壯的青年大概家境還不錯，他們都有母親前來送行。瘦弱的青年大多出身貧戶，他們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無人前來送行。時間已到黃昏，大河向東流去，青山下還傳來送行者的哭聲。我看到這般景象，就安慰那些哭泣的人說：「把你們的眼淚收起來吧，不要哭壞了眼睛，白白損傷了身體。天地終是無情啊！官軍進攻相州，本來一兩天就能平定叛亂，誰知敵情難以預料，以致吃了敗仗，士卒紛紛潰散了。他們的伙食就在舊營壘附近供應，訓練也在東都近郊進行。他們要做的工作只是挖掘城壕，也不會深到見水。牧馬也是很輕鬆的任務，況且朝廷的軍隊是正義之師，主將非常關心愛護士卒。你們這些送行的家屬就不要哭得如此傷心了，僕射如父如兄，定不會虧待士卒。」
【賞析】
乾元元年（758）冬，唐朝大將郭子儀在接連收復了長安、洛陽等地之後，又與其他九位節度使繼續攻打安慶緒（安祿山之子）的軍隊，直至鄴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但此時唐肅宗出於猜疑，撤銷了郭子儀軍隊統帥之職，導致唐軍沒有統領，再加上糧草短缺，軍士士氣消沉，最終敗逃。由於戰爭中唐軍兵員散亡不少，急需補充，於是朝廷又開始徵兵。適逢杜甫途經新安，見此情景，便創作了這首詩。新安，在洛陽西。
全詩按照八句、八句、十二句的方式大致劃分成三個層次。在第一部分中，前兩句對全詩起統領作用，「客」是詩人自稱，之後詩歌的所有描寫皆由「喧呼聞點兵」而來。餘下六句則以詩人和官吏問答的形式說明了徵兵的強橫。天寶三年的兵役制度規定：十八為中男，二十二為丁。正常情況下，中男直到成丁後才服兵役，而眼下有不少人都被當做壯丁抓走，詩人質問新安吏：「新安縣很小，再無壯丁了吧？」對方答道：「昨晚州府下了軍帖，依次徵調中男出征。」杜甫又問道：「中男還小，怎麼能保衛洛陽呢？」對方可能是啞口無言了，也可能是厭煩了，沒再作答。這段場景很好地把詩人對人民的同情和詩人迂執的性格特徵表現了出來。
第二部分的八句，刻畫的是中男出征前的離別場面。健壯的中男可能家境稍好，還有母親相送。瘦小的青年則無依無靠，獨自上路。家人哪裡去了？第一部分交代了原因：「縣小更無丁。」這一句與「有母送」前後照應，暗示父親早已不在了。此情此景，更讓人感到悲涼。黃昏時分，河水向東而去，青山之下卻還有送行人的抽泣聲。此時詩人也只能以「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來勸慰他們，「莫」、「收」在先，是果；「終無情」在後，是因。詩人似乎讓人把眼淚咽進肚中，悲憤之情更加深刻。
最後一部分先用四句分析了相州戰敗的情況，之後八句又用軍隊的性質和現實情況來繼續安撫兵丁的家屬。這裡面既蘊涵了作者的愛國情懷，又體現了他對勞動人民的關愛。整首詩歌一方面抨擊了唐朝不合理的徵兵制度，揭示戰爭帶給人民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肯定了這場平叛戰爭的合理性。這看似矛盾的兩面，正是當時國家災難深重、民不聊生的殘酷現實使作者無比痛心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