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樸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核諸？「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原田是謀」，輿人【2】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而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
唯王、宋著書【3】，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鑒者見嫫母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近有敦煌張太素、中山郎余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仿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
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樸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而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粗，鹹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於唐‧劉知幾《史通‧言語》）
言辭一經內心發出，就關係到榮耀和恥辱，言辭沒有文采，就不能傳佈久遠，可知修飾言辭以獨自應對，是古人所重視的。上古時候，人們都質樸簡略，當時的言語後人難以理解，須通過解釋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卻記事簡略而意義深刻，要考查文辭則言辭艱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鑒了夏、商二代的禮儀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別重視應對辭令，語言委婉而切當，言辭流暢華美而不過分。
追尋戰國以前，史書記載的言語都可以吟詠朗誦，這不是編寫時修改的結果，實在是當時言語本身質樸優美的緣故。如何來核證呢？「山木」「輔車」，就是當時民間的諺語；「原田是謀」，是普通眾人的吟詠。這些都是草野低賤之人的吟詠，尚且能如此溫潤和婉，何況身著朝服立於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當時人說出的話，被史官們載入了史冊，雖然有所加工潤色，但終究沒有失去本色。但後來的作者，普遍沒有遠見，記載當時口語，很少能如實而書，反而倣傚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時候的言辭出現於魏晉時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實，現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實與虛假由此而錯亂。
只有王劭著《齊志》、宋孝王著《關東風俗傳》，敘述西魏元氏政權、北齊高氏政權的史事，直言不諱直書其事，力求體現直筆的原則，地方口語、世俗言談，由此得以充分彰顯。而當今的學者，都責難這二人之書言辭污濁不潔淨，語言過於淺俗。其實當時語言的本質就是如此，卻把過失推給史臣，猶如照鏡子的人看到嫫母太醜，而歸罪於明鏡一樣。近來有敦煌的張太素、中山的郎余令，都以著述並稱，自恃有史學才能。郎余令著有《孝德傳》，張太素著有《隋後略》。凡所編撰當今的語言，都仿照過去的文辭。如果選擇言詞可以倣傚古代的才寫，那些難以倣傚古語記錄的，就忽略不記，可以想像，被他們所遺棄的材料，能記得完嗎？
江芊罵商臣說：「呀！賤人，難怪君王要廢了你而立職為太子。」漢王對酈食其發怒說：「小子，你幾乎壞了老子的事。」單固對楊康說：「老奴，你死得活該。」樂廣讚歎衛玠說：「這是誰家生了這樣的孩兒！」這些都是當時輕慢的語言，世俗粗野的說法。一定可以流傳於口頭，被人誦讀，但世人都認為前面兩句不失清雅，後面兩句則特別拙樸，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楚漢與今天相隔久遠，事情已成為古事；魏晉與今天年代較近，語言還類似今天。已成為久遠古事就稱它文雅，還類似今天的就驚訝於它的質樸。天地永存，風俗不會固定不變，後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往昔。但作者都害怕寫出今天的語言，卻勇於倣傚古代的語言，豈不糊塗嗎！
善於治理國家政事的人，不選擇被治理的對象而能治好，所以風俗無論精粗，都能受到其教化；擅長修史的人，不選擇事情而記載，所以語言無論美醜善惡，都能流傳至後代。如果所記載的事情都不謬誤，語言必定接近真實，幾乎就可以與古人接近了，何止只得到古人廢棄無用的事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