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余靖傳》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並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慶歷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敝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為右正言。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奸邪，不可為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三十萬與之。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交阯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賊平。遷尚書工部侍郎。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卒。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節選自《宋史·余靖傳》，有刪改）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年少時不受約來，因為文學才華而被鄉里人稱讚。考中進士而進入官場，陞遷為秘書丞。多次上奏章談論事情，進言說班國的《漢書》有謬誤，皇上令他與王洙一起校勘司馬遷的《史記》和范曄的《後漢書》兩部史書。史書校勘完畢呈給皇上，被提升為集賢校理。范仲淹被貶饒州，諫官御史們都不敢說話（替范仲淹說情）。余靖說：「范仲淹國指出大臣的過錯而遭到了重責，倘若他的話不合乎陛下的旨意，陛下則可聽可不聽，怎麼可以囚此治他的罪呢？陛下自從親理朝政以來，屢次放邊上書言事的人，（長此以往，恐怕會堵住天下人的嘴，這是不可以的。」奏章剛呈上，他就被降職監管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也因為范仲淹的緣故，先後被貶謫放逐，余靖從此更加聞名。慶歷年間，宋仁宗決意根除天下的弊端，增加諫官的人數，讓他們陳論國家政事的得失，任命余靖為右正言。余靖在職時多次上書談論政事，曾上書指斥夏竦奸詐邪惡，不可以做樞密使；王舉正無能，不適合在朝任職；狄青只是一個或將，讓他獨自鎮守渭州，恐怕會敗壞邊防。他的意見大多被皇上採納了。適逢西部邊境（西夏）厭倦戰事，西夏皇帝季元昊請求議和，與宋商議增加每年的貫賜財物。余靖說：「景德年間，契丹興全國之兵，直逼澶淵。先帝御駕北征渡過黃河（定下澶淵之盟），也只賜給他們金帛三十萬。景德年間的禍惠，近在疆界之內，但每年賜給他們的財物也只有那麼多；現在的危機，遠在西部邊境之外，每年卻要賜給他們這麼多。如果李元昊的使者返回，增加了所期望的歲賜，那麼契丹知道這件事後，難道不會生出異心？沒有滿足（貪婪不休）的索求，從此就開始了。倘莙調派西部兵力來防備北部邊境，造成的禍患就更大了。只是考慮到（與西夏）和議與否，都有後惠，就不必違背意願順從它，而使國家蒙受羞辱。」陞遷余靖知制誥。儂智高在邕州起兵叛亂，乘勝攻取了九個郡，用兵包圈了廣州。朝廷正考慮南方的事情，詔令把廣南西路交給余靖節制。儂智高向西逃往邕州，余靖預計他必定與交趾結盟，並脅迫當地各族峒人來保全自己，於是與交趾鄢王李德政相約集合兵力在邕州圍剿叛賊，並儲備了上萬人所需的軍糧在邕州等待李德政的軍隊；又招募儂、黃各姓的首長，（都給他們封官，）以官職籠絡他們，使他們不與儂智高聯合。不久朝廷派狄青、孫沔率兵一起討賊，賊寇被評定。擢升他為尚書工部侍郎。任廣州知州，做官做到工部尚書去世。朝廷特追贈他為刑部尚書，謚號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