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君柯亭傳》
敘奇行易，敘庸行難。古今文人，都操此論。然而庸德庸行，聖人所重。故曰：「中庸不可能。」人果能於倫常日用間為人之所不能為，則庸中之奇，又何嘗不觥觥兀立耶？吾於方君柯亭見其人矣。
君諱源聚，字函光，號柯亭，古歙人也。生而孤露，事親孝，行己恭。家業先豐後嗇。或為君危，君慨然曰：「窮通，命也。素位而行，道也。吾何容心哉？」早廢舉子業，貿遷有無。稍稍自立，便趨人之急。鄉黨義舉，赴之若熱。辛未歲大饑，君出境購粟，還鄉平糶，賴以存活者無算。同產六人，其季早亡。兄弟析產時，君又慨然曰：「媰孀撫孤，儽然孑立，薪水殊艱。我丈夫也，自食其力，安用祖宗余庇耶？」遂卻所分田產，全以畀之。嗟乎！仁義不行，《鹿鳴》興刺。今之人，往往爭一缺口盆、折足幾，兄弟勃谿者，比比也。即史載薛包分家，奴婢取其老病者，田廬受其荒頓者，號稱古之賢豪。然彼終有所受分，非脫手不取也，以君相較，其義心清尚，不更加古人一等哉！至於葺琳宇，修浮圖，又其末節餘行，不足為君異也。
君以捐修城工議敘主簿，年六十而卒。子五人，名如川者，九歲能詩，以文噪於時。今年就試金陵，餉隃麋百螺１，上鐫「隨園先生著書之墨」，曰：「昔韓昌黎能文，求傳志者輦金幣如山如川。家貧無能為役，故辛苦捶煙，為先生潤筆，為先人乞傳。」余嘉其意而不忍辭也。
論曰：傳記之體，有敘無斷。常謂蘇子瞻作溫公神道碑以一誠字相貫串，是溫公論，非溫公碑也。然事跡少不得以議論行之。太史公敘屈原、伯夷，參入己意，方有波瀾回折。余書方君，亦此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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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寫不尋常的事跡容易，敘寫尋常的事情很難。古今的文人，都秉持這個觀點。然而平常的品德尋常的行為，卻正是聖人所看重的。所以孔子曾說：「真正做到中庸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常人中的奇人，又何嘗不能雄立（於世）呢？方先生就是這樣的人啊。
方君名源聚，字函光，號柯亭，古歙人。先生一出生父親就去世了，他侍奉母親很孝順，待人處世很謙恭。家境開始很豐裕後來卻窘困了。有人為他擔憂，他卻慨然說：「困窘還是顯達，是命。安於本分，是道。（貧富）我怎會放在心上呢？」先生很早就放棄了科舉仕途，去做生意。生計剛能自給，就熱心於救助他人的危難。鄉里仗義疏財的事，他都熱心參與。辛未年大饑荒，先生離開家鄉買糧食，回鄉後以平價賣出，仰賴他活下來的人不計其數。兄弟六人，最小的弟弟早亡。兄弟分家產時，先生又慨然說：「一個寡婦撫養孤兒，孤苦可憐，維持生計特別不容易。我是男子，能夠自食其力，哪裡需要祖上留下來的財產呢?」於是推卻所分到的田產，全部給了小弟弟一家。唉！仁義得不到施行，《鹿鳴》一詩加以諷刺。現在的人，往往為了爭一口破口的盆、一張缺腿的桌子，兄弟爭吵的事情，到處都是。即如史載薛包分家的事，奴婢（薛包）只選取其中年老病弱的，田產房屋（薛包）只要那荒瘠破敗的，就被稱為古代的賢士豪傑。但是（薛包）他最終還是有所接受的，不是完全不取，拿方君和他比較，（方君）的道義之心和高尚節操，不是更加超出古人一等嗎！至於方君在家鄉修寺院、建佛塔，只是些細枝末節的事情，不能算他的奇異之行。
方君因為為修城捐款被地方舉薦為主簿，六十歲時去世了。方君有五個兒子，其中一個叫如川的，九歲就能寫詩，憑借文章名噪一時。今年來金陵應試，送我百枚好墨，上面刻著「隨園先生著書之墨」，說：「先前韓昌黎擅長為文，求他寫傳文的人用車子裝著大量的錢物。我家裡貧窮，又沒有能供人驅使的才能，自己辛苦製作了這些墨，作為給先生的報酬，求先生為父親寫一篇傳。」我讚賞他的心意不忍心拒絕他。
論曰：傳記這一文體，本應客觀敘述而無主觀論斷。我曾經認為蘇軾寫溫公神道碑用一「誠」字貫穿全篇，這是溫公論，不是溫公碑傳。但是傳主事跡太少不得已加些主觀議論，太史公為屈原、伯夷作傳，加入自己的主觀評價，文章才有波瀾曲折。我作方君傳，也是出於這一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