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謀略奇書《反經》(《長短經》)16【反經正論】全篇古文翻譯

正論十六

  
百家爭鳴,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就相異。
  只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實客觀的結論。
  【經文】
  [議曰:「反經」、「是非」、「適變」三篇,雖博辯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無所歸。故作「正論」以質之。]
  【譯文】
  [「反經」、「是非」、「適變」三篇論文雖然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廣泛論證,陳述了各家各派學說的利弊,然而不足之處是對某些問題元暇顧及,有的闡述也比較散漫,使人有無所適從之感。因此作這篇「正論」作為補充,以使論述進一步充實完善。]
  【經文】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司馬談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理人也。」]
  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也。
  [子夏曰:「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晉時王政陵遲,南陽魯褒著《錢神論》,吳郡蔡洪作《孤憤》。前史以為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謂也。]
  【譯文】
  孔子說:「《禮記》、《詩經》、《樂經》、《尚書》、《周易》和《春秋》這六種文史著作雖然內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講求政治的目的卻是一致的。《禮》可以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可以培養平和純潔的心志,《書》用來指導為人處事,《詩》用來表達情意,《易》用來預測神奇的變化,《春秋》用來明辨道義。」
  [司馬談說:「《周易》是闡明天地、陰陽、四時與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變化見長;《禮記》是闡述倫理道德的,所以注重於行為;《尚書》記敘的是堯舜禹三代的事跡,故以政治見長;《詩經》記載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故長於風土民情;《樂經》論述音樂,因而以和諧為主題;《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說理明心見長。」]
  所以說,到了一個國家,很容易感覺出這個國家是用什麼來教化民眾的。
  如果民風純樸敦厚,這是《詩》教的結果;民眾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是《書》教的結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樂》教的結果;心志純潔,見識精微,是《易》教的結果;恭敬儉樸,謙遜莊重,是《禮》教的結果;善於言辭,言簡義賅,是《春秋》教化的結果。因此,失去《詩》教,人則愚昧;失去《書》教,則多誣陷不實之言;失去《樂》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眾則狡猾邪惡;失去《禮》教,社會風氣則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導,朝野秩序混亂。民風溫和敦厚而不愚昧,這是由於深受《詩經》薰陶教育的結果。
  [子夏說:「不同的聲調藝術化之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倫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沒有比《詩》更切近了。」
  太史公說:「《詩·大雅》說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卻在於用德性來教化百姓,《詩·小雅》是通過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內在含義影響上層統治者。它們所說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它們合乎仁德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晉時王政衰微,南陽的魯褒寫了《錢神論》,吳郡的蔡洪寫了《孤憤》。從前的史書認為『亂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這些著作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經文】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也《書》著帝王之道,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也]。
  廣博易良而不奢,財深於《樂》也。
  〔《樂》書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其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心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不亂,則無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音皆亂則誣佚相陵,謂之慢。如此,國滅亡無日矣。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班固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靜;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呂氏春秋》曰:「亡國戮人,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范曄曰:「夫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存器而亡本,樂之失也。調氣而和聲,樂之盛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養,孝之大也。」
  議曰:東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禮;中央宮主信;西方商主義;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為: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則以徵主智,羽主禮,與舊例乖殊。故非未學所能詳也。]
  【譯文】
  民眾如果既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誠實正直,這是對《書》教深切領會的結果[《書》闡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謨、訓誥、誓命之類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義]。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驕奢淫逸,這是對《樂》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樂經》說:「大凡樂音都是由於人心有所感而發。感情萌動於內心,就表現為聲音,聲音組成一定的曲調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愴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音樂往往和政治的興衰有著很密切的聯繫。五音中的宮調低沉穩建,就像統領天下的君王;商調比較剛正堅實,就像分管政務的文武百官;角調柔和適中,就像人民大眾;徵調細膩輕揚,就像紛繁的事務;羽調輕鬆高昂,就像宇宙萬物。如果這五種音調諧和統一,就沒有滯澀雜亂的音調出現。如果宮音散亂,則流於荒漫,說明國君驕縱;商音散亂,則流於邪僻,說明臣子敗壞;角音混亂,則流於抑鬱,說明民眾怨忿;徵音散亂,則流於哀怨,說明人民過分勤苦;羽音散亂,則流於危亡,說明財物匱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亂失調,相互干擾牴觸,這叫輕漫,那麼國家的滅亡大概就沒有幾天了。上古聖明的國君提倡音樂的本意,並不是為使自己賞心快意,滿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盪血脈,振奮精神,從而和諧調整人心。五音與人的情性息(版權 所 有fanyi.cool 古文翻譯庫)息相通。宮音與脾與信,宮音與肺與義,角音與肝與仁,徵音與心與禮,羽音與腎與智一一對應,當五音發起時,會與其相應的五臟發生感應,並對信、義、仁、禮、智發生作用,從而對人的思想情緒給予調和與淨化。所以聽到宮音,會使人心情溫柔舒暢,胸襟開闊;聽到商音,會使人剛正不阿,嚮往正義;聽到角音,會使人惻隱憐憫,待人溫和;聽到徵音,會使人樂善好施,寬厚愛人;聽到羽音,會使人莊嚴穆,彬彬有禮。禮是對外在行為的約束,進而深入心裡去調和情志;音樂則是由於內心情志的感應,進而向外擴展來影響人的行為舉止。所以聖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聽雅正和頌讚的音樂,目睹莊嚴肅穆的禮儀,走路儀表恭敬,言談不離仁義。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講話,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遠沒有機會污染他的心靈。」
  班固說:「音樂,是聖人所喜歡的。音樂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氣心智的情性,可是哀樂喜怒卻沒有常規。人受到音樂的感染,心有所動,就要通過情感流露出來。因此,當輕柔傷感的音樂發起時,聽眾就會悲傷憂愁;當平和舒緩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感到安樂康泰;當粗獷猛烈的音樂響時,聽眾就會有剛強堅毅的反應;當率真坦誠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向莊嚴肅穆;當寬裕祥和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顯出慈愛的情態;當放縱邪辟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受到淫蕩騷亂的誘惑。古代的君王為淫蕩的音樂而感到恥辱,所以製作了雅正、讚頌的音樂讓人聽。他們依據人的情性,遵循節律,以禮儀為其內容,注入蓬勃的生氣,以倫理綱常的內涵來引導聽眾,不使陽剛之氣任性發洩,不使陰柔之氣鬱積不散,使陰陽剛柔和暢而交融而後再用中正平和的樂音表現出來。這樣,就能感召激發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們的心靈。這就是先王創立音樂的根本出發點。」
  《呂氏春秋》說:「國家滅亡或是行刑殺人,並不是沒有音樂,然而這種音樂不會使人快樂。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會發出笑聲;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發狂的人,也會舞蹈。亂世的音樂,和這三種人的歌舞很有點相似之處。」范曄說:「鐘鼓不是音樂的本質,但是樂器離不了鐘鼓;豬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東西,然而瞻養雙親卻不能沒有它們。只看重樂器的重要性而忘記了音樂的根本目的,音樂就失去了意義。用和諧的韻律來協調內心的氣質,這才是音樂的盛事。因為崇尚瞻養老人而傷害了雙親,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確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撫養老人,這才是最大的孝。」
  東方、角音與仁、南方、徵音與禮,中央、宮音與信,西方、商音與義,北方、羽音與智——各各相應,這是樂理之常識。司馬遷卻認為徵音與心、智相應,羽音與腎、禮相應。這與舊例不符。這不是未流學者所能參詳的。]
  【經文】
  潔淨精徵而不賤,則深於《易》也[《易》之精徵,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相害之]。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人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阻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必正名,於衛所居不合。
  豈不哀哉!」
  班固曰:「人涵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踴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鬥之猶煩;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譯文】
  心志純潔,見識精微而不邪惡,這是對《周易》深刻領會的結果[《周易》奧妙精微,愛與惡此進彼退,從遙遠與近身的天地萬物都有所吸取,不讓人過於親近以致互相傷害]。
  恭敬儉樸,謙遜莊重而不浮躁,這是對《禮》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太史公說:「我曾到過秦代掌管禮儀的大行官署,在那裡考察了夏、商、週三代禮制的相沿變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來依據人情制定禮法,必須依照人性規定各種行為規範。人情道理千頭萬緒,要把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規矩貫穿於其中的各個方面,用仁義道德誘導人們上進向善,用刑罰規範約束邪惡行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貴,使爵祿厚重者蒙受恩寵。用這些手段來統一天下,治理萬民。人們的身體既然喜歡乘坐車馬,那就在車身和車轅上塗繪金色紋飾;既然眼睛喜歡繽紛的五色,就在衣服上製作了各種不同的圖案和花紋來美化儀容;既然耳朵喜歡美妙動聽的聲音,就調和金石絲竹來振奮人的精神;口舌喜歡品嚐多種美味,就製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餚;人之常情是都喜歡珍奇美物,於是就打磨圭璧玉器來滿足人們好奇的心理。古代賢王祭天所用的大車,只鋪一塊不收邊的蓆子;上朝的服飾也不過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質料的衣裳;欣賞音樂,樂器也不過是朱紅絲絃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沒有調料的肉湯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於防止淫佚奢侈,補救由於過分奢華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貴賤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節制,這就是禮教維繫社會秩序的功效。自從周王室衰微之後,禮樂制度都被廢棄破壞,君臣上下,無不超越了自身應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貴可與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規蹈矩,堅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華腐敗、僭越禮制的卻被認為是顯貴榮耀。拿子夏來說,他是孔子最優秀的弟子,尚且還說『當我在外面看到社會上的繁華瑰麗時,心裡很喜歡,可當我回來聽了先生的教導,心裡也很高興,這兩種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裡交戰,可又往往無法取捨判斷。』子夏尚且如此,何況那些中等品質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響,能不被腐化的社會風氣征服嗎?孔子說:
  『必須端正名分。』可是他在衛國與當權者的主張格格不入。豈不令人悲痛!」
  班固說:「人吸收了天地間的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節制,聖人能找到辦法加以節制,可是聖人不能滅絕人性。傚法自然規律制定禮樂制度,目的就是為了通神明,立人倫,修正人的情性,節制人事使之恰當適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來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禮儀來規範它;有交接之道和長幼之序,因而制訂宴飲的禮儀;有哀悼死者、思念遠方親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訂喪禮和祭祀;有尊重長者、效忠國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覲見的禮制。悲痛時有哭泣頓足的節奏,高興時有載歌載舞的舉動,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實,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說,婚姻的禮法廢棄了,夫婦關係就有苦難,犯淫亂罪的人就會增加;宴飲的禮儀廢棄了,長幼之序就會混亂,爭鬥的事件就會頻繁;喪禮、祭祀的禮儀廢棄了,骨肉之情就會淡薄,不熱愛生活的人就會大量出現;朝拜禮聘的規矩廢棄了,君臣的地位就會顛倒,犯上作亂的事件就會發生。所以孔子說:『安定朝綱,治理天下,沒有比禮制更好的了;移風易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所謂以謙恭禮讓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禮樂啊!』」]
  【經文】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也。
  [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代,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代反之正道,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保其社稷者,不曠守職,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獨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罪莫大焉。余所謂述,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譯文】
  善於言辭,言簡義賅而秩序不亂,這是對《春秋》體會深刻的結果。
  [上大夫壺遂問司馬遷:「當初孔子為什麼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說:『周朝的王道衰微時,孔子正作魯國的司寇,想振興王道。可是諸侯陷害他,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再說也沒有用處,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不會被採納。於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貶寓於作《春秋》所記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之中,作為天下的準則。他貶斥僭禮的諸侯,聲討犯上的大夫,只不過是為了實行上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用空洞的說教去教育別人,還不如記載具體歷史事件,因事見義,更為深切顯明。』《春秋》一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倫理綱常,判別嫌疑,明辨是非,論定猶豫難決之事,表彰善良,貶斥邪惡,尊重賢能,蔑視不肖。保存亡國的史跡,接續斷絕的世系,彌補殘缺,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的要點。撥亂反正,沒有比《春秋》更適用的了。在《春秋》中,記載有三十六起弒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國事件,至於諸侯流亡國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計其數。考察其原因,都是因為喪失了禮義為一為君治國的根本。」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代,上無賢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議論,以便判斷禮義,作為統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賢明的天子,當官任職,上下各得其所,先生還要著書立說,想要闡明什麼呢?」
  太史公說:「啊啊!不不!我聽父親說:『伏羲最為淳厚,他作了《易經》的八卦。堯舜的盛德,記載在《尚書》裡,禮樂由此而興。商湯、周武王功業興隆,受到詩人的歌頌。《春秋》揚善抑惡,推崇夏、商、週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不僅僅是諷刺而已。』漢朝開國以來,到現在的聖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滿肅穆清和的氣氛,天子的思澤滋潤無邊,文武百官大力頌揚天子的盛德,總覺得不能表達自己的全部心意。況且天下有賢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國君的恥辱;如果主上聖明而其恩德得不到傳揚,則是主管官員的過錯。何況我專管史籍,如果不去記載明君的功德,這是莫大的罪過。我只不過是記述歷史,並不是什麼著作呀,而你卻拿它與《春秋》相比,這就不對了。」]
  【經文】
  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矣。
  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崇師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此僻儒之患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千萬,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敘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勿能易也。」
  范曄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朝綱日陵,國隙屢啟,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剛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民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移矣,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禮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者,斯豈非學者之效乎?故先師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譯文】
  自從孔丘去世後,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論就斷絕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後,儒家的要旨就乖亂不堪了。戰國時形勢縱橫交錯,造成真偽分爭的局面,諸子百家的學說紛然雜亂。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輔佐君主,和順陰陽,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讀六部經典,注重仁義道德品質的修養之際,師法堯舜,傚法文王、武王,尊孔子為宗師,這是儒家的高明之處。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經失去了儒學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統的人又隨時代的變遷加以貶低或抬高,從而背離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學說曄眾取寵獨樹一幟的。
  這都是淺薄的儒士所帶來的禍患。
  [司馬談說:「儒家學說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難以照辦。但是他們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妻長幼之間的區別,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藝』作為準則,《六經》除經文本身外,加上以後的傳注和說解文字不下千萬,就是祖孫三代世守一經,也無法精通它的學說,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制。所以說儒學『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別君臣父子之間的禮數,區別夫婦長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曄說:「身著儒衣,遊學求教,經常談論的內容不離仁義,先生所傳授的,都是聖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學習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綱常,家家都知道改邪歸正的方法。自漢桓帝和漢靈帝以來,朝綱逐漸被破壞,國內的矛盾頻頻暴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沒有不知道國家所以分崩離析之原因的,然而剛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識破心懷不軌的奸賊的陰謀罷了。胸懷大志的英雄豪傑,屈從於卑鄙淺薄之儒生的謬論,而人民只會複述開國之君的教導,身處鄉野,只能屈從反動的潮流,苟且偷生。至於張溫、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國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聲卻遠播四海,俯仰顧盼之間,天下又風雲變幻,功業風流雲散。即便國家處在這樣一種亂世英雄起四方的動盪時局中,全國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維護著昏君的政體,處境尬尷地奉行君命,收集殘兵敗將,遵守各路豪傑的討賊盟約,毫無悔恨,這難道不是儒學的功效在起作用嗎?
  由此可見,前輩尊師們鼓舞激勵後世學生們的功勞,實在是太忠誠不渝了!」
  【經文】
  道家者,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日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君臣並至,使自明也。」]
  【譯文】
  道家大都是從史官中分離出來的,他們經歷、記載了歷代的成敗、存亡、禍福的經驗教訓,懂得執政的要點和根本,清靜無為,善守本性,堅持卑下柔弱,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們把這一原則作為君臨天下、治國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與堯的克已謙讓、《周易》的謙恭十分吻合,這是道家的長處。等到後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拋棄了禮樂制度的束縛,同時拋棄了仁義的原則,說只要清靜虛無,就能治理天下。這是道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談舉止都要合乎無形的『道』,認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們的學說,源本於陰陽四時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長處,名家和法家的精華,隨著時代的推移、人事的變遷來待人處事,這樣做則無處不適。道家學說旨趣簡明而又易於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揚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是很容易實行的,但是他們所講的話,一般人卻不易理解。他們的學術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踐原則,既沒有一成不變的勢態,也沒有常居不動的形狀,所以能徹底明白萬物的實際情況。應付萬物,既不搶先,也不居後,所以能夠主宰萬物。
  法則的有無,順應時勢來確定;制度的興廢,根據事物的變化來決定。所以他們說:『聖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為能牢牢把握住因時通變這個原則。』虛無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執政的綱領,君臣各盡其才,使他們各自都有自知之明,這才是統治天下的最高藝術。」]
  【經文】
  陰陽家者,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經,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像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故曰日蝕、地震皆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征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又曰:「好治宮室,飾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曰:「好攻戰,輕百姓,飭城郭,侵邊城,則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管輅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人擾,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又曰:「夫天雖有大象布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驅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沉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退飛;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雲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後漢竇武上書曰:「間者有喜禾、芝草、黃龍之瑞見。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吉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又裴楷曰:「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也。」
  魏青龍中,張掖郡玄川溢湧寶石負鼎,狀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時人以為魏端,任令於綽繼以問張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以禎祥先見,然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廢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後司馬氏果代魏。
  漢武時,巫為上致神君,神君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亂則有氣變而然。
  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為女,死而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彷彿在於人間言語聲音,此精神之異也。夫形神之異,各以類感。
  善則生吉,惡則生凶,精氣之際,自然之符異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氣失其節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也。」
  《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仇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當漢武之時,賦斂繁眾,人民凋敝,故有無形而言至也。其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仇而生妖之類也。故通於道,言正身,則精神萬物形氣各返其本也。」
  後漢陳蕃上書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慇勤於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實在修德。
  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害德。」
  《漢書》曰:「夫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譯文】
  陰陽家大多是從負責天文曆法的官吏中分離出來的。他們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勤勉地通告關係到農業生產的四時節令。這是陰陽家的長處。到後來法古不化的人,則受制於諸多忌諱,只注意陰陽卜卦、鬼神仙道之類的術數,捨棄人事而信仰鬼神。這是陰陽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陰陽家的方術,博大詳盡,忌諱太多,使人受到許多約束,總是怕這怕那。但他們主張順應一年四季的節令從事農作,卻是不能不遵守的。陰陽家對於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節氣都有明確的界定與忌諱。告訴人們如果順從這些規範,就會昌盛得福,否則就會滅亡。其實未必完全是這樣。所以說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陰陽家所說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如果不遵守,那麼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沒有頭緒了,所以說它所規定的『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說:「天和人之間,如果兩者的精氣互相牴觸,就要彼此發生震盪,善與惡之間互相鬥爭,彼此也會發生推動作用。事情出現在人間,徵兆就會在星空顯示出來。所以陰陽之理,就在於各自都有感應。陰氣發動,寂靜的就會運動,陽氣會被掩蓋,明亮的東西就會變暗,這時水旱之災就會降臨。所以說,日蝕、地震都是陰盛陽衰的表現。對於君王來說,臣是陰,同理,兒是父之陰、妻是夫之陰,夷狄是中國之陰。據《春秋》所載,日蝕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當時有的應驗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權不在國君手中,或者妻子臨駕於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國君、兒子背叛父親。
  事情雖然不同,性質卻是一樣的。因此賢明的國王一旦繼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視、聽、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壇,上秉天心,下序民風,使陰陽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於後宮,歌舞娛心,游宴打獵,不親自端正這五事,就會錯失於躬身親王,大中之道不確立,那麼災難的徵兆就會降臨,六種極大的不幸就會到來。凡是災禍的發生,各種怪異的、象徵人事過失的現象就會發生,用來警告世人。」
  《左傳》說:「夜間打獵,飲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禮節,奪人農時,或者朝中出現了奸臣,國內有了陰謀,樹木也要出現該直不直、該曲不曲的現象。」又說:「廢棄法規,馳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有了這各種不正常的事情,那麼火焰都不會向上燃燒。」又說「大興土木,建造宮室樓台,宮中淫穢污亂,侵犯皇親國戚,侮辱父兄,那麼農業生產就不會取得成功。」
  又說:「一個國家如果好戰,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鄰國家,那麼刀槍之類的武器連獸皮都割不破。」又說:「簡化宗廟的規格,不設置祈禱上天的祠堂,廢除祭祀,不順天時,那麼連水都不會向下滲透。」
  管輅說:「高貴的人有什麼事情都會在天象上有所應驗。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戰爭發生,或者人為的騷亂,就會在物事上有所應驗。在物是指山林鳥魯之類。」又說:「上天如有重大的異象但不能說出來,只能把其精氣表現在星體上,或者流洩神明在鳥獸物事上,驅動風雲來顯示異象,役使鳥獸來宣告神奇。顯示異象時一定會有或沉或浮的徵狀,宣告神奇時一定會有聲音的響動。因此,當宋襄公失德的時候,就有六隻鷁鳥從國都上空倒退著飛過;伯姬將要自焚的時候,會有鳥來歌唱她的災難;四國還沒有發生火災,火神祝融已經刮起了大風;紅雲夾擁著太陽,災難就在楚國降臨。
  這是天人感應的明證。」
  後漢竇武上書說:「近來,有嘉禾、芝草、黃龍的祥端徵兆出現。祥瑞的出現一般來說總是發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運的降臨實質上是由於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無德則有災。陛下的行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應當作喜慶祝賀。」裴楷說:「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以及古代帝王時代,黃河從來沒有清澈過。臣以為黃河是象徵諸侯的權位的,清屬陽,濁屬陰。黃河本應混濁,現在反而變清了,這說陰性的東西渴望變成陽性的東西,也就是說諸侯想稱帝。」京房所寫的《易傳》說:「『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異象,國內妖氣疊出,民間瘟疫流行,三者同時出現而黃河卻變清,這就好比春秋時麟本不該出現卻出現了。孔子記載了這件事,認為這是反常的表現。」
  魏國青龍年間(公元233 年),張掖郡的玄川湧出一塊背著鼎的寶石, 形狀象麟象鳳象龍又像馬,用火一照就各各顯現原形。當時人們認為這是魏國的祥瑞之兆,於是命令於綽,攜帶著財寶去請教隱士張臶,張偷偷告訴於綽:「神明只預言未來,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禎祥之兆預告未來,然後興盛還是衰落才會隨之而來。漢朝滅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還追述什麼興廢之兆呢?這塊寶石今天的變異,只是將來之吉祥的徵兆。」後來司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權。
  漢武帝時,巫為皇帝召來了神君,可是只能聽到神君說話的聲音而看不見它的形體。荀悅對此解釋說:「《周易》認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規則,不能混亂。亂就會有精氣變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來,死去的柳樹復活,這是有形之物的變異;男化為女,死而復生,這是人的變異;鬼神彷彿在人間說話,這是精神的變異。形體和精神的變異,各以其類互相感應。善就生吉祥,惡就生凶厄,精靈與人之間,自然的精靈會與之感應而發生變異。因此,假如違逆了天理,神靈就會失去調節,妖精就會作亂;違逆了地理,形體失去調節,妖怪就會出現;違逆了陰陽中和的人理,人體內的神氣失去調節,妖物就會出現。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像神君之類的現象,就是精神的變異。」
  《春秋》說:「辦事不合時宜,人就會有怨恨,那麼本來不會說話的物體就會說話。」漢武帝時,賦稅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現無形之物說話的現象。在《洪範》中也有因犯上作亂就產生妖異的記載。這都是怨恨會生妖的證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氣就會各歸本體。後漢陳著上書說:「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數十年間沒有出現過災害,那是因為周室已被上天拋棄的緣故。而上天對於漢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災,這是為了提醒陛下除滅妖孽,摒棄邪嬖,實實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書》上說:
  『天子看見怪異就去修德,諸侯看見怪異就去修政,大夫看見怪異就去修職,士人百姓看見怪異就去修身。』神靈不能傷害道,妖孽不能傷害德。」
  《漢書》說:「感動人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辭,順應天的是事實而不是文彩。」這都是對天人感應之道理的簡略說明。]
  【經文】
  法家者,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賤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使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嚴而少恩』。至於尊主卑臣,明職分不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譯文】
  法家大多出身於管理刑法的官員。他們講信用,賞罰分明,用此輔助禮制來治理天下。這是法家的長處。到了後來,苛刻狠毒的人實行法治,就不講教育,拋開仁愛,只用刑法了,而且為了達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於殘害親人,把厚恩變為薄情。這是法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法家嚴酷而無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卻很清楚,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法家不分關係的親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繩之以法,這樣就把愛親屬、尊師長的恩誼倫理斷絕了。這只可以作為臨時措施,決不可以長期實行。因此說法家『嚴而少恩』。至於法家主張主尊貴、臣卑賤,劃清職責權限,誰也不准超越,這是各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經文】
  名家者,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繳者為之,則苟鉤■析亂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譯文】
  名家大多出身於掌管禮儀的官員。古人身份地位不同,禮儀也不同。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長處。到後來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來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細節而不注重實際情況,把名分搞得支離破碎。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名家使人儉約,可是失去了真實性,但是它循名責實,卻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過於明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專注於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於把握的常情,所以說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至於名家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經文】
  墨家者,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於治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關墨者亦上論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飯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人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莫能廢也。」
  漢武帝問董仲舒策曰:「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旨哉?」對曰:「制度文采玄黃之,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此王道也。」]
  【譯文】
  墨家大多出身於掌管宗廟之官。他們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節儉為貴;贍養有德、能帥眾、好為善和有社會經驗的老人,以兼愛為榮;選拔賢士舉行大射典禮,提倡尊重人才;宗廟祭祀敬重父輩,崇信鬼神;順從四時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賢愚、善惡];用孝敬來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為統一。這些都是墨家的長處。後來的愚人實行墨家的主張,只看儉約的好處,於是否定禮制,只知推崇兼愛,而不分別親近與疏遠。這是墨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墨家過於儉約,難以遵守,因此他們所提倡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務實節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廢棄的。墨家也崇尚堯舜,引述堯舜的德行說:『他們住在三尺高的堂室裡,土打的台階不過三級,茅草屋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吃飯用陶簋,飲水用瓦盆,飯用粗米做,湯用豆葉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們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喪也不悲哀。他們教育人民要以此標準舉行喪禮。若使天下都像這樣,尊卑就沒有分別了。世道不同,時代變化,事業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說墨家『儉而難遵』。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興家富民的好辦法。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學派都不能廢棄的。」
  漢武帝問董仲舒:「提倡儉約的人是不會去製作玄黃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設立兩觀,乘高大的輅車,把八佾陳列於朝廷並使頌聲興起。帝王的朝政,難道意旨各不相同嗎?」董仲舒回答說:「制度文采、玄黃大旗,這些儀仗都是用來區別尊卑、貴賤,從而勉勵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來受天命而稱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曆法,確定每年起始的第一個月,變易服裝的顏色,其目的是順應天道。然而有關官室建造、旌旗製作的規定,是有一定之規的。孔子說:『奢侈就不會謙遜,勤儉才會鞏固。』儉約並不是聖人所推崇的最適中的政制,所以說奢侈而不使君上儉約,儉約也不強求下面的人執行,這就是王道。」]
  【經文】
  縱橫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作諼而棄其信。此縱橫之弊也。
  [荀悅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夫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作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世者,謂之遊說;色取人,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之三者,亂之所由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游之作,主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無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下筆。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飾華廢實,競取時利,薄骨肉之恩,篤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義。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矣。遊說之本生於是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於詐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泛愛容眾,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奸宄矣。甚相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游廢矣。」]
  【譯文】
  縱橫家大多是從接待賓客、出使外交一類的官員中分離出來的。孔子說:
  「使者啊,使者啊!這是一份難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說應當因事制宜,權衡處理,因為在接受使命時,不可能也無法教給你全部外交辭令。這是縱橫家的長處。後來心術不正的人搞外交,開始崇尚欺詐,不講信義。這是縱橫家的流弊。
  盟擔骸笆郎嫌小巍嵌際塹賴碌牡獵簟R皇怯蝸潰皇怯?
  說,一是遊行。遊俠善於製造一種氣勢,作威作福,結成私黨,在社會上逞強逞霸;善於遊說的人講求謀略,能言善辯,陰險奸詐,他們馳騁天下,以便得到民眾的讚賞;愛搞遊行的人善於以隊伍的陣容博取民眾的信任,迎合時尚所好,連絡同黨,樹立虛假的聲勢,目的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面的權利。
  這三類人,都是使天下產生不穩定的禍根,他們傷害國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敗壞法律,蠱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別警惕這三種人。『三游』之風是在末世之際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別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賢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鬆弛荒廢;以是否受到誹傍或讚譽作為榮辱的標準,而不考查其真實情況;以親愛和憎惡作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據,從來不管其實際內容;發表意見時首先在心中盤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講話;選擇畫圈的時候,首先考慮與自己的關係親疏遠近才下筆。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義來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來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開始觸犯禮義,小人觸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榮華而拋棄真實的內容,竟相謀取私利,骨肉之間的恩情開始淡薄。相反,人們重視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修身養性之道被忘得一乾二淨,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聲叫好。有權勢的人家,送禮行賄的人門庭若市,人們公開在大街上招聘、咨詢——由於上述種種社會風氣的形成,結果導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壞。
  「遊俠源於武勇剛強的鬥士階層,他們不願意拒絕有求於他們的人苦苦的要求,對於自己講過的話銘記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請求,捨上性命也要幫助他人排憂解難,或者接濟與之同一類型的人。遊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稱之為義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變成黑社會的盜賊了。遊說本來源於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國,陳述天下大義或國家大事,以便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代表國家進行國際性活動,可以達到安定、有利於祖國的政治目的。
  遊說主要是為解決國際糾紛,以達到相互諒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確地行使這一職責,那麼就是一種智慧與口才的較量;一旦運用得太過分了,就會變成欺騙和訛詐。最初,遊行的出發點是為追求仁義道德,實踐泛愛思想,廣交天下朋友。以文會友,相互寬容,求同存異,以便加強自身修養,順應時代的要求,為國為民建功立業。如果用正當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會成為損害他人的行為,甚而成為犯上作亂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這不是很可悲的嗎?所以說,只要最清明的治國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會自然被淘汰。」]
  【經文】
  雜家者,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
  【譯文】
  雜家大多出身於議事之官。雜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張。他們明白治理國家,實現太平盛世,必須融匯貫通諸子百家的學說。
  這是雜家的長處。後來學識淺薄的人搞起雜家來,就恣意放縱,務求廣博,沒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這是雜家的流弊。
  【經文】
  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臣之並耕,悖於上下之序,農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馬遷《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羞貧賤。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
  【譯文】
  農家大多出身於主管農業的官員。他們種植農作物,鼓勵耕種和養蠶,以達到人民豐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說:「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和糧食。」這是農家的長處。後來見識淺薄的人,主張讓國王和大臣也去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關係。這是農家的流弊。
  [班固說:「司馬遷的《史記》,評論是非,很多觀點與聖人不同。論述最高的政治原則,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學說,其次才是六經;講述遊俠的事跡,則貶低隱士,抬高奸雄;敘述財政經濟,則尊崇財富的權勢,以貧賤為羞恥。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處。但《史記》擅長敘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華美,質樸而不俗氣,他秉筆直書,記述的歷史事件真實完備,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後世稱讚《史記》為真實的歷史記錄。」]
  【經文】
  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論曰:范曄稱:「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也。而遭運無恆,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乖當。」
  嘗試論之:夫世非骨庭,人乖■飲,理跡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代,則大同極軌,施捨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迭運,文樸遞行,用明居晦,回遹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眼絺衣,豐薄不齊,而致治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仇,寬躁已隔,而防非必同。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弊由崇儉,楚楚衣裳,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捨之端,興敗資焉。
  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大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修畫一之法。斯實馳張之弘致,庶可以征其統乎?
  【譯文】
  文子說:「聖人做事,殊途同歸。秦楚燕魏的歌曲,雖然曲調不同但都表達了歡樂之情;各少數民族的哭聲,雖然哭聲不同卻都是悲傷的表現。因此說,歌聲是快樂的表現;哭泣是悲傷的結果。內心和悅閒適,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來,凡有流露,就會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樂。」
  范曄說:「諸子百家關於政治的學說,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致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對此可以再作一些評論: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於滿足的時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慾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那麼,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麼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應該有什麼不同。然而法規、制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只能在過去的範圍內轉來轉去。興兵打仗與和平交往,也只是與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寶座上,擺出皇帝的儀仗,穿上天子的服裝,雖然厚薄華美不同,但把國家治理好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或者有時為了政治的需要,給達官貴人平反昭雪,對亂臣賊黨施以刑罰,雖然寬鬆的程度有區別,但是防犯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這就是說,不同時代的政治制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別,但目標卻是一致的。至於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比方說吧,穿著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於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況;權力過於集中,刑法過於嚴酷,又容易導致分崩離析的局面。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採用或是捨棄什麼樣的制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
  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鬆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於簡明有效。大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面,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只有哀悼的眼淚了。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經文】
  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於變哉?
  【譯文】
  諸子百家的學說,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只偏好於某一種學說。尊崇清淨無為學說的道家,視懦家學說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說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徵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於後世。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討論,時代結束了,實用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隨時代而發展。只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