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謀略奇書《反經》(《長短經》)15【反經適變】古文原文及翻譯

適變十五

  
時代在變,所以治國方針也要變。即使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治國方略也得適應當時社會發展的變化。
  【經文】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
  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無而事益廢。此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修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
  [秦孝公用衛鞅。鞅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疑之。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教於人,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人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勞而功成。緣法而理,吏習而人安。」衛鞅曰:
  「龍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於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贄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修禮無邪。」衛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法故。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變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時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雖有磁基,不如遇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伯用權智。」[說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義;賞善誅惡,朝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眾,立約盟,以信義矯代謂之伯。文子曰:「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於理也。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議曰:夫建國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二盛之類,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漢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為德之次。]
  【譯文】
  從前先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建立政治制度,根據當時的任務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和任務相符合,國家才能治理好,事業才會有成績。形勢和任務變了,制度和政策還要死搬已經過時的那一套,使制度與時代、任務與政策脫節,這樣一來,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規,也是勞而無功,徒增混亂。所以聖人治國,一不法古,二不貪圖一時之宜。因時變法,只求實效。這樣,遇到煩難也容易解決。
  [秦孝公既用衛鞅,想要變法,又怕天下議論自己。衛鞅說:「疑惑不決的行為沒有名聲,疑惑不決的事情沒有功績。且有高於常人的行為,本容易為俗世所反對。有獨特見識的計謀,必為人民所低毀。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聰明的人,卻能預見未來的事情。行事的開始,不可與人民共謀,而只可與他們共享事業成功的快樂。能談論至德要道的人,不與世俗合流;能建立偉大功業的人,不與眾人共謀。因此聖人只要可以使國家強盛,就不必傚法舊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禮教。」孝公說:「很好!」甘龍說:「不對!聖人是不改變民俗來教化的,聰明的人是不改變舊法來治國的。能依照民俗來教化的,不費力就能成功;能依照舊法來統治的,官吏習慣而人民安適。」衛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於舊世俗,學者拘泥於舊見聞。以這兩種人來做官和守法都還可以,但卻不可以用以議論舊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禮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業。聰明的人能製作新法,愚笨的人卻受制於舊法。聰明的人能變更禮教,不聰明的人就要被禮教拘束。」杜摯說:「新法利益不及舊法百倍就不變法,新器功用不及舊器十倍就不換器。」衛鞅說:「治世不是只用一種方法,利國不必傚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統治天下,夏桀、商紂不革新禮教而亡國。反對古制度不一定應該受非議,遵循古禮教也不值得多誇獎。孝公說:「鞅說得很好!」於是決定了變法。]
  由此可見,像商鞅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業,富國強兵,必須順應時代,跟上時代。否則只能被時代淘汰。[孟子說:「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節種莊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趕上好時代。」范蠡說:「節令不到,就不能強迫禾苗生長;事情不經過研究,不能強求成功。」《論語》說:
  「聖人平時就把一切都準備好,只等待時機的到來。」]
  怎麼知道這樣做才是正確的呢?桓范說:「三皇(神農、女媧、伏羲)
  時代的特徵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後稷、文王)用仁義教導人民,春秋五霸卻用權術和智謀制服別的國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罰就能統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沒有刑罰的是五帝;賞善誅惡,分封諸侯協助天子管理國事,定期到朝廷討論國家大事,是三王;發動戰爭,訂立盟約,用信義來使天下人服從指揮,取代天子稱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說:「三皇最可貴的是在於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義;而霸者卻不得不用理論、法則進行統治。大道淡薄後,統治者只好動用智謀;缺乏德行後,就只好加強法制;情況不明的統治者就只能動用間諜偵探了。」建立統治一個國家,所採取的政治策略差別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遠,經傳上也沒有記載,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傳於今,只好用它們的利弊得失作為我們討論古往今來治國的經驗教訓了。[秦漢兩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們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來討論。]
  【經文】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論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無饑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無貪慾之求,下無奢淫之人,藉稅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祿而已不與人爭利焉。是以產業均而貧富不能相懸也。」]
  然後教以禮儀。
  [故明王審已正統,慎乃在位。官室輿服不逾禮制,九女正序於內,三公分職於外。制井田以齊之,設諸侯以牧之,使饒不溢侈,少不匱乏,然後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讓之容,是以和氣四塞,禍亂不生,此聖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後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
  [王者,父天母地,調和陰陽,順四時而理五行,養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為言往也。蓋言其惠澤,優遊善養潤天下,天下歸往之,故日王也。]
  【譯文】
  王道的統治,是先剷除禍害人民的社會惡勢力,讓人民豐衣足食。
  [《論語》說:「五畝大小的宅第,種上桑樹,養上蠶,一個女子養蠶,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數口之家耕種百畝之田,就不會挨餓了。飼養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層的官吏不貪求,下層的民眾不奢侈,苛捐雜稅少,徭役也不繁重,當官的只不過是拿薪水罷了,不要去與老百姓爭奪利益。這樣一來,各行各業收入均衡,貧富也就不會差距太大了。」
  經濟狀況得到保證後,就應該進行文明禮貌。倫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國王經常反省自己是否堅持了正確的政治路線,謹慎地鞏固統治地位。宮室輿服不超過規定,三宮六院主內,三公主外。按井田制統籌農事,讓諸侯來協助管理民眾,豐收時不驕奢,欠收時也不感到匱乏,然後設立學校推行教育,為人民大眾做出謙恭禮讓的榜樣,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處,禍亂不生,這就是三王治理國民的辦法。]
  然後建立法規、刑罰來樹立國威,讓人民群眾分清善惡,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時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後又讓後稷去播種百谷,讓契分管教化,讓皋陶制訂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由此可見,最偉大的盛世,是通過多種因素,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從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樂平和的景象,這就是王者的治國藝術。
  [王的職責是以天為父,以地為母,調和陰陽,順應四季的變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長,教養百姓,哺育眾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萬民嚮往。總而言之,做為一國之王,他的恩澤浩蕩,惠養四方,天下人民爭相投向他的懷抱,因此才稱之為王。]
  【經文】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為人除難興利以富國強兵,或承衰亂之後,或興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時施宜,以從便善之計,而務在於立功也。]此霸者之術。
  [王道純而任德,霸道駁而任法。此優劣之差也。]
  【譯文】
  成就偉大霸業的國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權力在霸主一人手裡,政策法令由專門的機構制定,賞罰、法令嚴明,百官各司其職,有法必依。
  [霸主也能為人民除害謀利以富國強兵,或者是在一個朝代衰亡之後,興兵討伐叛亂。如果做不到這兩點的話,也要遵循法度,宣傳文教,根據情況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時制宜,從方便、有利出發,目的主要是為了建立功勳,成就霸業。]這就是霸主的治國之術。
  [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會用仁德來統治,而霸道則駁雜無序且以法治為主。這就是二者優劣和差別之所在。]
  【經文】
  《道德經》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謂其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故曰:「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即無不勝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也。]故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棒薄,出險阻。
  由是觀之,人智於物,淺矣,而欲以昭海內,存萬物,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遠。故智不足以為理,勇不足以為強,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
  [《呂氏春秋》曰:「是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大聖無事而千宮盡能,此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也。」]
  【譯文】
  《道德經》說:「我無為,人民就會自我教育。」《文子》上說:「所謂無為,並不是就叫他不來,推他不走,什麼事也不做,整天坐著不動。無為就是指按規律辦事,借助一定的條件去奪取成功,也就是說,一切都要順其自然。」[所以說,既有才智,又善於向人請教就是聖明;既勇敢,又善於向人請教就是優勝。能發揮大家的聰明才智,什麼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眾的力量就沒有不可戰勝的困難。因此聖人辦事,無不發揮各方面的優勢,並善於合理利用它們。]商湯和周武王雖是聖主,卻不能和越人一起乘遊艇,泛江湖;伊尹是賢相,卻不能和胡人一道騎野馬馳騁;孔、墨雖然都是博學的通人,卻不能像山裡人那樣鑽山入林。
  由此可見,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觀四海,胸懷天下,不掌握真理,僅憑自己有限的本領,就打不破時空的局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窮盡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無敵於天下。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然而,作為國家的領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對天下形勢瞭如指掌,其奧妙就在於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別人的優勢變成自己的優勢。[《呂氏春秋》說:「大沒有固定的形狀,然而有了它萬物才能生成,偉大的聖人不是事事都親自動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員各盡其能,發揮作用。這就叫沒有教導的教導,沒有說出來的聖旨。」]
  【經文】
  夫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來。
  待目而昭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理難矣。[《文子》曰:「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憂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
  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信,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也。]
  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
  [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聖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此黃老之術也。
  [ 《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可更事, 猶琴瑟每調,終而改調。故法制禮樂者,理之具也,非所以為理也。」
  昔曹參相齊,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及代蕭何為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少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
  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觀之,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弊也。《經》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也。太史公曰:「參為漢相,清靜寡慾,言合道義。然百姓離秦之酷擾,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議曰:黃老之風,蓋帝道也。]
  【譯文】
  天下萬物都自覺嚮往冬天的太陽,夏天的陰涼,並沒有什麼人讓它們這樣做啊!可是在精誠的感召下,萬物都不叫自來。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號令的指揮,它們才這樣做,這在道理上很難講得通。
  [文子說:「剛滿三個月的嬰兒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親對嬰兒還是要嘮嘮叨叨地說個不停,憂慮之情溢於言表,這是因為至情使然。」所以說語言的作用是不足稱道的,語言後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讚美的。文子還說:「不說話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愛,不發怒就威嚴,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施惠才能做到仁愛,說話才能讓人相信,發怒才能讓人感到威嚴,這是內心真實情感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愛,說話也不能讓人相信,發怒也不能讓人害怕,這是由於裝樣子要人看的緣故。」]
  皋陶雖然是個啞巴,但他作為大禹的最高法官時,天下沒有酷刑;師曠是個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後,晉國沒有亂政。
  [莊子說:「天地有偉大的美德,四季有嚴格的界線,萬物有各自的規律,但它們都不說話。聖人無力,更高的聖人寂然不動,他們都在傚法大自然的規律啊!」]
  像這樣不言語就發出了命令,不觀望就無所不見,就是聖人所要師法的。
  這就是黃老治國之術的理論根源。
  [文子說:「聖人所師法的是『道』,按照『道』去行動叫『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個音調,這是永遠不能改變的,遵循『道』做事,就像琴瑟都各自有調,一曲終了必須改變調韻一樣。所以說法度和禮樂,都是治國的手段,而不是『道』的本體。」
  從前曹參在齊國當丞相的時候,他就是運用黃老清靜無為的治國之術,使齊國安定繁榮。等到代替蕭何當漢相,要離開齊國時,囑咐接任他的齊國宰相說:「我要把齊國的司法大權托附給你,希望你謹慎從事,不要過於頻繁地去騷擾犯人。」那位接任的齊相說:「治理國家的事難道沒有比這些再大的了嗎?」曹參說:「不能這麼講。刑律、監獄這類法治工作,幾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過分頻繁地騷擾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處容身呢?假如他們真的走投元路,社會的問題只會更多,更糟糕。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
  由此看來,秦國的法律過於嚴酷,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奮起反抗。漢武帝刑法森嚴,因此製造了許多冤案。這就是法治的蔽端。《道德經》說:「我無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寧靜,人民就自覺自願的走正道。」曹參想用黃老之道作為他治國的根本,而不動用其它舉措來干擾根本大法。太史公說,「曹參作為漢朝的宰相,清靜寡慾,為政合乎黃老之道。當老百姓終於擺脫離了秦國的殘暴統治後,曹參給了他們修養生息的機會。做到了無為而,所以人民大眾才都稱讚他的美德。」
  黃老的無為而治,實際上就是五帝的治國之道。]
  【經文】
  孔子閒居,謂曾參曰:「昔者明王年修七教,外行三王。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問『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敬齒則上益悌,上樂施則下益亮,上親賢則下擇交,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屬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時考之,進賢,退不肖。[然則賢良者悅,不肖者懼矣。]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人矣。
  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其於信也,如四時,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
  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
  [議云:昔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霸,舉大事,則必從其本矣。夫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緩其刑,舉事以時,則人安矣。」此謂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謂『三至』?」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理;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和。」何則?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固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謂之「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能官。
  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此之謂「折衝千里之外」。
  [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廢,誅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奪其財矣。]
  故曰: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至則悅矣。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而無憂也。]故揚雄曰:「六經之埋,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此孔氏之術也。[議曰:孔氏之訓,務德行義,蓋王道也。]
  【譯文】
  孔子閒居,對曾參說:「從前,英明的帝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內政得以鞏固,有備無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對外征伐。
  明主的防守,對千里之外的敵軍都有衝擊力量;一旦率軍出擊,必將心定理得地凱旋而歸。」
  曾子問:「先生,什麼是『七教』啊?」
  孔子說:「『七教』是指執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點: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會對老人更加孝順;二是尊重年長的人,臣民才會對年長的人更加敬愛;三是樂善好施,臣民才會光明磊落;四是親近賢人,全國人民才會選擇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沒有隱瞞;六是厭惡貪婪,民眾才會恥於爭名奪利;七是提倡謙讓,臣民才會有節操。」[七教是執政的根本原則。教育路線明確,根本路線才能走上正道。執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還有什麼事不能糾正呢?]
  從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須劃分土地給諸侯,讓他們分別有所歸屬,分別治理。然後讓有關主管部門按月檢查,按時考核,推存賢德之人;辭退掉不良之輩[這樣做,能人就會高興,不良之輩就會感到畏懼];同情撫恤鰥寡;撫養孤兒;救濟貧窮;獎勉孝順父母、敬重兄長的行為;選拔人才——
  這七項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內就不會有犯法的人了,君王愛臣民如同腹心,臣民愛君王才會像幼兒愛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樣準確無誤,人民之守信才會如同寒署一樣靈驗,所以君王能視遠若近,並非是事物就在近處,而是因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動就顯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親近,這就是明君防禦可以對『千里之外的敵軍具有衝擊力量』的原因。
  [從前管子對齊桓公說:「你想稱霸,成就大業,那就必須從根本上做起。
  齊國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擔心挨餓,也怕賦稅太重,死亡和刑法過於嚴酷,人們非常擔心國家動不動舉辦各種活動而勞民傷財。你要減輕賦稅,放寬刑律,只在必要的時候舉辦活動,只有這樣才會人心安定。這就是從根本上成就霸業的意思。」]
  曾子又問:「什麼是『二至』呢?」
  孔子說:「至禮而不廉讓,則天下大治;至賞而不浪費,則士人喜悅;至樂而無聲息,則舉國相和。」為什麼這樣說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對全國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實。然後才把權力和地位授予他們,使他們受到世人的尊敬,這就叫「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祿使天下的士人富有,這就叫「至賞不費而士人悅」。這樣一來,光榮的美譽就因此而得以宏揚,這就叫「至樂無聲而天下和」。[因此說,所謂天下最偉大的仁者,就是能夠用天下人民至親至愛的情感團結全國人民的人;所謂天下最偉大的英明,就是能夠起用全國最有德才的人。]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仁者的最高原則是愛人,智者的最高原則是知賢,執政者的最高原則就是善於使用官吏。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這三項工作,那麼舉國上下都會服從指揮命令,人人奮勇向前。這就是「對千里之外的敵軍具有衝擊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發動征討,是因為天道要廢棄昏君,借他之手剷除之,變更其政權,但對其滅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剝奪其家產。]所以明君的征討就好像及時雨,在哪裡降落,無不受到歡迎。這就叫心安理得地凱旋而歸。所以楊雄說:「六經的道理,貴在社會尚未動亂就及時加以治理;軍隊還沒有出動就已經取得了勝利。」
  這就是儒家的治國之術。[孔子追求仁義道德,所推崇的實際上是三王的治國之道。]
  【經文】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宮室,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故聖王作為宮室。
  為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邊足以圉風寒。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
  謹此則止,不以為觀樂也。故天下之人,財用可得而足也。當今之王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為宮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像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難理也。為宮室不可不節。[議曰:此節宮室者。]
  古之人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暖,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聖人作,誨婦人。以為人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足以為輕暖,夏則絺綌,足以為輕清,謹此則止,非以榮耳目,觀於人也。
  是以其人用儉約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為文彩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佩。由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國無亂,不可得也。為衣服不可不節。」[議曰:此節衣服也。]
  此墨翟之術也。[議曰:墨家之議,去奢節用,蓋強本道。]
  【譯文】
  墨子說:「古人還不知道建造宮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巖洞居處,到了三王的時代才開始建造宮室。其辦法是選擇高地以避潮濕雨水,選擇邊地抵禦風寒,牆高只要能夠無礙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簡陋,不足以觀賞。因此,那時人民都感到財用充足。現在的王侯,所造的宮室就大不相同了。他們向老百姓橫徵暴斂來建造宮室台榭,是為了看起來宏偉壯觀,用各種顏色刻鏤彩畫,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結果財用匱乏。難以抵禦凶年饑荒,無法賑濟孤寡貧民。同家的貧困到了難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宮室不能不講求節約。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時候披獸皮,掛草葉,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掛的輕便卻清爽。三王覺得這樣不中意。於是就教婦女製作衣裳。冬天用絲製成棉衣,既輕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紗衣,既輕又涼爽——僅此而已。
  那時穿衣不是為了使自己美麗,讓他人觀看。所以,當時人們生活節儉,易於管理。當時的帝王生活很簡樸,很容易奉養。現在國王的服飾可就不同了,他們對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製作華美飄逸的服裝,用黃金鑄制帶鉤,用美玉製作玉珮。他們穿衣服不是為了身體的需要,更是為了美觀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們變得越來越淫逸邪僻,越來越無法管理。國君奢侈腐化,不聽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來統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國家不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說,製作衣服也不可不節儉。」
  這就是墨家的治國之術。[墨家的學說,主要是提倡勤儉節約,反對奢侈浪費,以便從根本上使國家富強。]
  【經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捨法而以身治,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捨法而以心裁輕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非以鉤策為過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為,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賣兔滿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堯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
  名分已定,則貧盜不敢取。故堯舜聖人之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屍子》曰:「夫使眾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審名分則群臣之不審者有罪矣。」]名分定則大詐貞信,巨盜原愨,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慾,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
  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慾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設其本,臣操其末。為人君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網,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網,用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
  [議曰:韓子曰:「人主者,非目若離朱乃為明也,耳若師曠乃為聰也。
  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身居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罰重,而告奸之賞厚也。」
  孫卿曰:「明職分,序事業,材使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則厚德者進,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無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聞,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此操契以責名者也。」
  《屍子》曰:「明君之立,其貌莊,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朝,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長耳目,不行間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理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此萬物無所逃也。」]
  動者搖,靜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議曰:《屍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穀者,後稷也;聽訟折衷者,皋陶也;舜無為也,而為天下父母。」此則名自名也。
  太公謂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與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靜矣。」
  此則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
  《屍子》曰:「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其孰進之,有大過者,必問其孰任之,而行罰賞焉。且以觀賢不肖也,明分則不弊,正名則不虛。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賢不肖,忠不忠,以道觀之,猶白黑也。」]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議曰:夫暗主以非賢為賢,不忠為忠,非法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書曰:「韓子稱『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
  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夫輕罪且督,而況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商君之法,皆令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連於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呆,無功者雖富無芬華。務於耕戰。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韓之術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韓之徒,貴尚譎詐,務行苛刻。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則伊尹、周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乓,守法持術,有可取焉。逮至漢興,有寧成、郅都之輩,仿商、韓之治,專以殺伐殘暴為能,順人主之意,希旨之行,要時趨利,敢行敗禍,此又商、韓之罪人也。然其抑強族,撫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亦有取焉。至於晚代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趨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辯,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復是申、韓、寧、郅之罪人也。」]
  【譯文】
  商鞅說:「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說:「統治者捨棄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來治理天下,結果受賞的人雖然感到很得當,但其慾望是無窮無盡的;受罰的既使也感到很得當,但總是希望無休止的減輕自己的罪行。國君如果捨棄法律,只憑自己的主觀揣度來量刑,怨恨就會萌生。因此,分馬的人採用抽籤的辦法,分田的人採用抓鬮的辦法,這並不是說抽籤、抓鬮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為這樣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
  所以治國要用法制而不能靠個人的主觀意願。這樣,人們就不會產生怨恨,舉國上下就會和睦相處。」]一隻兔子在前面跑,後面可能有一百個人追逐,不是一隻兔子可分為百份,而是這隻兔子屬於誰的名分還沒有確定,因而誰都可以據為己有。賣兔子的滿街都是,盜賊不敢去拿,那是因為這些兔子屬於誰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堯、舜、禹、湯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窮的盜賊也不敢去拿。聖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實際上就是在定名分。[屍子說:「發動民眾,聖旨已下還遲遲不見行動,如果是分地,動作則非常迅速。為什麼呢?因為無可推脫。由言語形成的名分,也像分地一樣,不能不分清職責權限,國君如果和大臣分擔同樣的職權,那麼大臣們就有推脫罪責的機會了,就像用墨斗劃線,校正彎曲的本頭,木頭無法投機取巧一樣,一考查名分,大臣們如有失職而又想隱瞞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確定以後就是騙子也會變得貞潔守信,就是大盜也會變得誠實不欺,他們自覺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說:「名分定,萬物不爭;職責明,私慾不行。
  人不爭,不是因為無心爭,而是因為名分已定,所以爭也是白用心;私慾不行,並不是沒有欲求,而是職責已明,所以有慾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慾人人都有,能使人無私無慾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制止私心私慾的方法得當。」]
  申不害說:「君如身,臣如手,君設置根本,臣操持常務。作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來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實相符。名分就好像是大地之網,聖人之符。張網持符,天卜萬物就無可逃遁了。[韓非子說:「人主的眼睛不像離朱那樣明亮,耳朵不像師曠那樣敏銳,如果不借別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聽,只等自己耳目聰明後才去觀察、聆聽,那麼看到聽到的東西就太有限了。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騙的辦法啊!明君是讓整個天下為自己去聽去看的人,他雖身處深宮,卻能明察四海,舉國上下既不能隱瞞他,也不能欺騙他,這是什麼原因呢?只因為隱瞞之罪重,舉報之賞厚。」
  荀子說:「職責明確,事業有序,材盡其用,官盡其能,天下就沒有得不到治理的。如果這樣,品德好的人就會更加上進,廉潔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加上善於傾聽各方面的意見,那麼就會事事清楚,無所遺漏。一個國家的領袖之所以能夠做到不看而能看見,不聽而能聽見,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動而能使事業成功,巋然不動而能使天下順從他的意志,就是因為牢牢抓住了名分這個法寶。」
  屍子說:「明君要想確保自己的權勢,就應當形象端莊,心境空靈,目視九州而不煩,眼觀紅塵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職權瞭然於心,與人言談對應得體。如果能達到這種境界,那麼他就能端立於朝堂之上,縱然有所隱瞞遺漏,疏遠忽略,也一定不會太多。明君無須使用耳目或間諜去偵察刺探,也不勉強去聽去看。有物則觀,有聲則聽,事至則應,身邊的事情不讓輕易溜過,遠處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處理。賢明的人才不讓流失,微賤的人就會對他畢恭畢敬。這就是萬事萬物都不能逃脫他的控制之奧秘。」]
  讓該動的去運動,讓該靜的去安靜,各負其責,事有歸著。整個國家就會顯得井然有序。
  [屍子說:」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種五穀的是後稷;掌管刑罰的是皋陶。
  舜雖然沒去具體辦什麼事情,然而他卻是全國臣民的父母。」這就是『名自名』的意思。
  姜太公對周文王說:「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與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天下才會太平安定。」這就是『事自定』意思。]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來糾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現象,並實事求是地確定名分。
  [尹文子說:「因為賢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們;因為愚昧的人沒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們。用與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擔心天下大亂呢?」
  屍子說:「上朝議事,國君聽了朝臣們的啟奏後,使每個人各負其責,分工理事。發現有特別好的大臣,一定要問清是准舉薦的;有重大過失的,一定要問清是誰任用的。然後決定賞罰,並用這種辦法來考察優劣,使該負其責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會徒有其名。優秀的就會受到尊重,失職的就會受到蔑視。好與壞,忠與奸,用這一辦法來鑒別,就猶如白和黑一樣分明了。」]
  從前堯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來處理政務的,因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來處理政務,然而因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亂。
  因此,聖人對名的正與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賢為賢,以不忠為忠,以非法為法,就是因為名分不正。]
  李斯在給秦二世的書中說:「韓非先生認為:『慈愛的母親養出敗家的兒子,而嚴勵的主人沒有強悍的奴僕,』原因在哪裡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實行嚴厲的懲罰。商鞅變法,對在路上隨便倒垃圾的都處以刑罰。隨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卻是重罰。輕罪且要嚴懲,更何況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現在如果不致力於設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學慈母嬌慣敗家子的做法,這就太不理解聖賢的理論了。」[商鞅規定以伍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家犯法,九家舉告,不告發者連坐有罪。同時明確尊卑、爵位、等級,貴族所擁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軍功的感到榮耀,無軍功的雖富有也沒有光彩。注重農事、戰事,這就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商鞅、申不害和韓非子的治國之術有如上述。
  [桓范說:「商、申、韓這些人,看重人的狡詐智謀,因而推行法制特別苛刻。廢除禮義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統治天下,不師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國普遍的傷風敗俗。因此說,他們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們使人君尊貴,臣子卑下,富國強兵,信守法度,堅持法制,在這些方面還是可取的。
  到了漢朝,又有寧成、郅都之類的酷吏,效仿商、韓,專門以殘暴的殺戳、懲罰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趨勢赴炎,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肆無忌憚地幹盡了敗壞朝綱、禍害百姓的事情,這又是商、韓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強望族,撫慰孤獨貧弱,自身清正廉潔,使各級官吏出於畏懼奉公守法、一心為公方面,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到了後來世人所謂的能人,就都是一些執法犯法,仰仗權勢,不為老百姓辦事,只想徇私舞弊,臨到處理日常事務的時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職守,做官不必擔心受遣責處罰,根本不體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這就又是申、韓、寧、郅的罪人了。」]
  【經文】
  由是觀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黃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異也,雖經緯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濟群生,皆有以矣。今議者或引長代之法,詰救弊之言[議曰:救弊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風,譏霸者之政,不論時變,而務以飾說。故是非之論,紛然作矣。言偽而辯,順非而澤,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譯文】
  綜上所述,治國之法多種多樣,有王霸、黃老、孔墨、申商之術,他們之間不但有區別,而巨理論根源也不一樣,糾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電不同,然而他們都有振興國家、普濟眾生的願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較悠久的制度,非難今人撥亂反正的改革觀念[所謂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誠,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禮樂];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禮樂之風,譏諷成就霸業的政治措施,不顧時代的變遷,而用所謂不變之法、不易之理來為自己的學說辨護。因此,對變革贊同與反對的意見,紛紛出籠。措詞虛偽,還要詭辨,附會荒謬的觀點,彷彿也能自圓其說。凡此種種,都是歷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頭腦的人要起來制止這種做法。
  【按語】
  我們的先人二千多年反覆強調的一個領導藝術的核心問題就是:因事制宜,以變應變。這一問題現在已被西方管理學發展為一種學說,稱之為「權變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因事制宜就是權變的靈魂。本篇「適變」所論術的正是這一問題。「法宜其事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就是對權變理論的最簡明的概括。
  實際上,權變理論無論對國家領導人還是企業管理者,都是一個必須遵循的原則,因為任何組織——國家也好,公司也罷,都是一個開放系統,由於各種因素間相互關係的動態特性,實際上不可能存在某種能適用於任何時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隨組織所處的內外環境條件和形勢的變化而隨機應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領導和管理的理論和方法。任何開放系統,因其變量受組織內外環境自變量的制約。因此,作為一個領導者,在任何一個新形勢下,他都必須盡量考慮到各種有關的變動因素來選擇不同的領導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領導藝術是一種生動活潑、豐富多采的處事技能。不同層次、不同行業的領導者,往往表現出迥然不同的風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個人身上,由於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其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也必須隨之改變。在動態的領導過程中,領導藝術的發揮集中於領導人對情境的控制和影響上,從這個意義上講,領導藝術就是權變控制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