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州新學記》
先王之時，以學為政，學者致之出，政者學之施，學無異習，政無異術。自朝廷達之郡國，自郡國達乏天下，元元本本，靡有二事。故士不於學，則為奇言異行；政不於學，則無道揆法守。君臣上下，視吾之有學，猶農之有田，朝斯夕斯，不耕不耘，則無所得食，而有卒歲之憂。些人倫所以明，教化所以成。道德一而風俗同，惟是故也。
後世之學，蓋盛於先王之時矣。居處之安，飲食之豐，訓約之嚴，先王之時未必有此；然學自為學政自為政群居玩歲自好者不過能通經緝文以取科第既得之則昔之所習者旋以廢忘。一視薄書期會１之事，則曰：「我方為政，學於何有？」嗟夫！後世言治者常不敢望先王之時，其學與政之分與！
國家之學至矣，十室之邑有師弟子，州縣之吏以學名官，凡豈為是觀美而已？蓋欲還先王之舊，求政於學。顧卒未有以當上意者，則士大夫與學者之罪也。
衡之學曰石鼓書院雲者，其來已久，中遷之城南，士不為便，而還其故，則自前教授２施君鼎。石鼓之學，據瀟、湘之會，挾山嶽之勝。其遷也，新室屋未具。提點刑獄王君彥洪、提舉常平鄭君丙、知州事張君松，皆以乾道３乙酉至官下，於是方有兵事，三君任不同而責均，雖日不䞹暇，然知夫學所以為政，兵其細也，則謂教授蘇君總龜，使遂葺之。居無何而學成，兵事亦已，環三君之巡屬，整整稱治。
夫兵之已而治之效，未必遽由是學也，而余獨表而出之，蓋樂夫三君識先王所以為學之意，於羽檄交馳之際，不敢忘學，學成而兵有功，治有績，則余安得不為之言，以勸夫為政而不知學者耶？凡衡之士，知三君之心，則居是學也，不專章句之務，而亦習夫他日所以為政；不但為科第之得，而思致君澤民之業。使政之與學復而為一，不惟三君之望如此，抑國家將於是而有獲與！
明年八月旦，歷陽張某記。
選自《於湖居士文集》）
[注]１期會：按規定的期限施行政令。２教授：學官名。 ３乾道：宋孝宗年號。
先王的時候，用學習作為為政之道，學習源於為政的需要，而為政又是學習的結果。學習沒有怪異的習慣，政令沒有怪異的方法。從朝廷到郡國，從郡國到天下，追根究底，離不開這兩件事。所以士人不求學，就會有詭異的言行；政令不源於學習，就不會有準則法度。君臣之間從上到下，對待我們的辦學，猶如農人有田地，早上這樣，晚上也這樣，不耕耘，就沒飯吃，年終時就有憂慮。這就是人倫得以明瞭、教化得以成功的原因。道德劃一且風俗等同，就是這個緣故呀。
後世之人學習，大概興盛於先王之時。儀容舉止之安詳，飲食之豐富，教誨約束之嚴格，先王之時未必達到這個地步；然而只是為了學而學，只是為了施政而施政，整天聚在一起，貪圖安逸，所追求的不過是能夠通曉經文，以取得科舉登第，得到功名後，昔日所學習的東西，很快廢棄忘卻。一旦看到書本或按規定的期限施行政令之事，就說：「我剛從政，有什麼好學的？」唉！後人提到治理天下的人常常不敢仰望先王之時，大概是因為學習與為政分開了！
國家辦學之道已經很完備了，十戶的小地方有老師和弟子，州縣的官吏用辦學作為揚名之道，難道僅僅全是為了觀美嗎？大概想恢復先王的舊道，通過學習來施政。只是最終沒能符合上司的心意，這是士大夫與求學之人的錯呀。
衡州的學校叫石鼓書院什麼的，其由來已久，中途曾經遷到城南，士人認為不方便，又搬回原來的地方，這事來自前教授施君鼎。石鼓的學校，佔據瀟、湘之要道，挾帶著山嶽之名勝。它搬遷時，還沒有新教室。提點刑獄王彥洪、提舉常平人鄭君丙、知州張君松，都於乾道乙酉年上任，這時正有戰亂，三人職責不同但責任均擔，雖每天忙得要死，然而都知道辦學是為政之本，戰亂只是小事，就授命教授蘇總龜，讓他馬上修葺學校。不久學校修成，戰亂也結束，環視三人的地盤，整齊嚴謹，太平無事。
戰亂結束且太平無事，未必立馬是學習所致，而我上表稱讚他們，大概是欣賞他們三人懂得先王重視學習的原因，在軍情緊急之際，仍然不敢忘記辦學，學校修成並且治兵有功，治理地方有政績，那麼我哪能不替他們講出來，來勸導那些施政卻不知道學習的人呢？衡州全部士人，知曉三人的心思，就住在這所學校裡，不只是專心學習，還學習以後的為政之道；不只為了科舉登第，還想到報效君王，澤被蒼生之業。使為政與學習再次合而為一，不只三位官員的願望是這樣，或許國家也將從這裡有所收穫吧！
明年八月旦，歷陽張某記。（譯者：尹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