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謀略奇書《反經》(《長短經》)10【反經臣行】古文現代文翻譯

臣行第十

  
從中央到地方,以金字塔結構組成的官吏是一個特殊的階層。它像樞紐,像門閥,最精彩的悲喜劇都在這裡上演,國家的興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階層。
  【經文】
  夫人臣蔭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
  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對曰:「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何者?夫為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語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此為忠矣。]
  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
  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謂六正。
  [桓范《世要論》曰:「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樸呆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
  臣有犯難以為上,離謗以為國,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眾意,執法而違私慾,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禍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從仄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
  臣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進善也。」]
  【譯文】
  當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還處在萌芽階段,沒有形成規模的時候,局勢的兆頭還沒有顯現的時候,就已經洞燭機先,獨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關鍵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大燃燒起來之前就能預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獨立,永遠站在光榮偉大的一面。能夠具有這種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稱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師。這種大臣便是聖臣。
  其次可稱作好官的是謙虛謹慎、盡心竭力為人主辦事,經常思索好的治國之道向人主建議,勉勵君王恪守禮儀、勤政愛民;勸說君王眼光遠大,胸懷大志,使其英明正確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確;對其不良的作風,有害的習慣千方百計加以糾正、挽救,能做到這些的,就是大臣。
  能稱得上忠臣的,必須做到為國家辦事早起晚睡,廢寢忘食,同時要終生不懈地舉賢薦能,為國家推薦、選拔人才,還要博學多識,精通歷史,經常引證歷史經驗啟發激勵人主。能做到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問魏明帝時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內務大臣楊阜,難道不是忠臣嗎?」袁安回答道:「像楊阜這樣的臣子只能稱『直士』,算不得忠臣。
  為什麼說他只是一『直士』呢?因為作為臣子,如果發現人主的行為有不合規矩的地方,當著眾人的面指出他的錯誤,使君王的過失傳揚天下,只不過給自己撈了個鯁直之士的名聲,但這不是忠臣的應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陳群就不是這樣,他的學問、人品樣樣都好,他和中央機關的高級官員們在一起的時候,從來不講人主的錯誤,只是幾十次地送奏章給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錯了,哪個缺點必須改,有批評,有建議,而同僚們卻都不知道他寫過奏折。陳群向人主提了意見而不自我標榜,所以後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這才是真正的忠臣。」]
  深謀遠慮,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敗的機樞在哪裡,並能事先預防,採取補救的辦法,堵塞某一國策實施的漏洞,把可能導致失敗、動亂的因素提前消滅了,轉禍為福,轉危為安,使人主自始至終不必憂慮。能這樣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則,忠於職守,勇於負責,為民眾出了力、辦了事不接受賀禮,清正廉潔,勤儉樸素。能這樣做的是貞臣。
  當皇帝昏庸、國家離亂的時候,對上不拍馬屁,不阿諛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龍顏,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時候,敢當面指出昏君的過錯。能這樣做的,就叫做直臣。
  這是六種類型的正面官員——「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寫的《世要論》中說:「有些官員不善言辭,說出來的話不好聽,而當領導的卻要注意,這個官吏雖然嘴笨,但他是個內秀的人,有一肚子錦囊妙計。如果當領導的只因他禿嘴笨舌,說話刺耳,就處處看不順眼,冷落疏遠他,他的才幹就得不到發揮了。對這樣的官吏,能不體察到他的心直口訥,而不加以寬容嗎?
  「有的官員相貌憨厚土氣,說話吭吭巴巴,其貌不揚,不修邊幅,可是腦子好使得很,聰慧敏銳,能發現、想到被別人忽略的問題。對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應當為了他本質上淳樸、聰敏的優點而寬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嗎?
  「有的官員是臨危授命,冒險犯難,是能擔當撥亂反正大任的天才,為了國家、民族的興旺發達,可以忍受一切誹謗屈辱。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為了他的忠心為國而信任、重用他,原諒他的小節嗎?
  「有的官員公正廉明,為了長遠利益,為了國家大局與大多數人的意見、利益發生了衝突;或者為了捍衛法律的威嚴而大義滅親,犧牲個人和家族的利益。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應當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可貴,給予支持保護。
  「有的官員個性倔強,道德標準很高,要想讓他委屈求全,違反他的人格標準去迎合某一種意見,屈從某一種局勢,他死也不幹。可是在現實中,這種人往往被當作傻子。還有的官員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讓他阿諛世俗做一件事,個人可以名利雙收,但這件事將給社會帶來禍患,那他寧可不要這個名,也不做這種事,在現實生活中,這種人也往往被當作傻子。
  對於這些高風亮節,品格高尚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特別加以理解、重用嗎?
  「有些官員在基層工作,地位不高,沒有名氣,路子也窄,但是愛動腦筋,有見地,能向上級領導提出很好的意見。雖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級反映情況,討論國事。對於這種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體察到他們忠心為國之難能可貴嗎?
  「有的官員個性孤僻,作風特殊,但他保持著與眾不同、超然獨立的節操,這就很容易招來誹謗。當領導的應當明白這種人有著特殊的品操、才能,並加以原諒、寬容。
  「這七種善於理解、體諒、保護官吏的做法,是當領導必須具備的,否則就得不到前面所說的六種好官員。」]
  【經文】
  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
  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
  諂主以佞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佈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是謂六邪。
  [桓范《世要論》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
  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
  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
  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乎?
  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奸乎?
  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托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進,托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
  臣有和同以取悅,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
  臣有悅主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
  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
  【譯文】
  有的人當官只是為了拿薪水,對工作敷衍應付,不當回事,隨大流,跟著走,見風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顧後,左顧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負責任,這種當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濫竽充數而已。
  只要是領導講的,就說「講得好,非常正確,非常重要」;只要是領導做的,就說「做得對,帶了個好頭」。嘴上這麼說,肚子裡卻在暗暗揣摸主子的愛好,凡有所愛就投其所好,及時上貢,來滿足主子的聲色之樂,把主子巴結得渾身通泰。漸漸的,當領導的不把這類專事拍馬屁的官員當外人了,互相包庇縱容,一起吃喝玩樂,不計後果,不考慮影響。這種官員就叫做「諛臣」。
  內心陰險奸詐,外貌謙恭謹慎,能說會道,討人喜歡,實際上嫉賢妒能,想提拔誰,就在上級領導面前盡說他的好話,隱瞞他的缺點;對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誇大、突出他的過失,隱瞞他的優點,結果使上級賞罰不當,號令不行,政策、法規不能貫徹,這類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學識,幹起壞事來更有能耐。掩飾他的過錯道理講的振振有詞,叫人們聽了不由得不信服;辯論起來足以形成一家學說,小則可以挑撥離間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則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風點火,製造混亂。這種官員就是「讒臣」。
  篡奪權力,造成自己的勢力,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整倒別人,排斥異己,培植私人勢力結成死黨,形成自己的社會勢力;假傳聖旨,到處以全權代表的身份出現,使自己顯得無比尊貴。這類官吏就是「賊臣」。
  在人主面前阿諛奉承,鼓動、促使國王往邪路上走,背後又把錯誤都推到國王一個人身上;結黨營私,互相包庇,欺上瞞下,不讓領導人瞭解真實情況,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辯;暗地裡宣揚領導人的過失,使全國老百姓都罵國家領導人,鬧得國際上都知道。這種官吏就是『亡國之臣」。
  這是六種類型的反面官員——「邪臣」。
  當官的既然有六種類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員,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他們混入各級機關呢?這就要講究防邪之道。
  [桓范說:「有的官員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幹得不錯,但其險惡用心在於一旦手握大權,以便實現他的大野心,達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時很講信用,但其目的是為了沽名釣譽,在大事上搞陰謀詭計,達到反叛的目的。對這類官員不是應該預防其欺詐嗎?
  「有的官員表面上很有魄力,幹勁沖天,實際上沒有真膽識;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義,可在實際行動上卻與仁義相違背。這就要考慮,這些官員是不是在弄虛作假?
  「有的官員專搞打擊同事、貶低同僚的小動作,以達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達,上面的計劃、政令也不能向下傳達。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員發表似是而非的意見,雖然很中聽,但是中了他的邪說就會亂了真理;或者發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見,一旦實行,就會傷害真正的賢能之士。對於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在進讒言?
  「有些官員手中有一定的權力,就用不公正的賞賜鼓勵自己滿意的部下,儘管這些人沒有什麼業績;或者用獎賞的辦法收買人心,預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處罰對待自己不喜歡的屬下,以此樹立權威,儘管這些人有能力、有業績。對出於私心擅自賞罰的負責人,當領導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員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採用明場上抬舉他,說好話,而暗地裡卻用陰謀詭計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謀略什麼事情,總是冠冕堂皇地打著公事公辦、一心為公的旗號,實際上暗中卻塞進了私貨,假公濟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跡。當領導的,就要警覺這類官員是不是欺世盜名、欺君罔上之輩?
  「有的官員專走上層路線,結交領導人左右的辦事人員,從而找機會向執政者說項推薦,以達到進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領導人重用的、言聽計從的人,巴結他們,依靠他們,以此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當領導的就應當考慮,這類官員是不是有作偽的動機?
  「有的官員永遠隨聲附和,八面玲瓏,有時甚至違心地苟合別人,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順利地往上爬。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將來的禍患:關鍵時刻,利害關頭,他是不是也會這樣呢?
  「有的官員一門心思順著上級領導的意志,專做上面喜歡搞的事,專說上面喜歡聽的話,為的是求得上級的歡心,取得上級的親信,而這些事、這些話對老百姓、對社會是好是壞,他一概不去多想。這種官員,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經文】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
  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洩冶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
  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譯文】
  春秋時鄭穆公的女兒夏姬,後世稱她為「一代妖姬」,是當時的名女人,陳、鄭等好幾個國家都亡在她手裡。據說她好幾十歲了還不顯老,許多諸侯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給陳國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後,她和陳靈公及朝中大夫孔寧、儀行父私通,搞得朝廷烏煙瘴氣。陳國的大夫洩冶看不下去,就向他們提出規諫。陳靈公自知理虧,無顏面對洩冶,就買通一個刺客,把洩冶殺了。就這件事子貢問孔子:「陳靈公君臣與夏姬淫亂朝綱,洩冶規勸,招來殺身之禍。洩冶的行為與紂王時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說洩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說:「不能這樣說,因為比干之於紂王,從私人關係方面講,他們是皇親,比干是紂王的叔父;從公的方面講,比於是皇帝的老師。比於是為保住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下決心犧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紂王悔悟,所以比干當時的心理狀態,是真正的仁愛之心。洩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並沒有血緣上的親密關係,在陳國這樣一個政亂君昏的國家,正人君子本應掛冠而去,可是洩冶沒有這樣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想用區區一身,糾正國家領導人的淫亂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點用處都沒有。像他這種作法,愛國之心還是有的,至於說到忠、仁,卻毫不相干。《詩經》中有兩句話:『民之多僻,無自立辟。』意思是說,尋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的。洩冶就是這種人。」
  【經文】
  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韙。叔孫生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撓,大直若詘,道同委蛇,蓋謂是也。」
  [議曰:太公云:「吏不志諫,非吾吏也。」朱雲庭詰張禹曰:「尸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
  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雲何?
  對曰:范曄稱:「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塞義。若義重於生,捨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譯文】
  有人問:「叔孫通順著秦二世的心事拍馬屁,這是應該的嗎?」
  司馬遷回答道:「叔孫通先生考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決定自己的進退,這個原則是前代哲人所認可的。他為了繼承文化道統,期待著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時代一來,好做一番事業,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體制。進退韜諱,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個時代,他沒有辦法,只好遷就當時的時代環境。他非常懂得適應時代的變化,以最強的應變能力達到最終目的,最後終於成了漢王朝的儒學宗師,開創了幾千年的儒家禮儀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樹,所有的樹都被彎曲折斷的時候,只有它還直立著,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險,容易折斷,所以雖然直立,卻很柔韌。保全自身以後,在那樣的亂世是很難生存的,不來點隨波逐流,就顯得與眾不同,太特別了也要吃虧,只好遷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須『曲而不撓』,心中始終堅持一貫的思想原則。所以在亂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種『大直若詘』的樣子,看上去好像不會說話,畏畏縮縮的,曲裡拐彎的,但最終的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就是叔孫通的處世哲學。」
  有這樣一個觀點:司馬遷在談到官員的標準時說:「在朝為官而不給領導提意見,這種官員要不的。」比如朱雲和張禹的事吧,這兩個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家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了極點,各地的奏章報到中央,都被張禹壓下來不給皇帝看。朱雲當著皇帝的面詰問張禹:「下面那麼多奏章你不讓聖上看,像死人一樣佔著一塊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什麼都不幹,使上下的意見、消息無法勾通,該殺!」
  班固對此發表意見說:「為人處世太難了,跟著時代、世俗走吧,就違背了倫理道德,違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脫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馬上變的舉步維艱,危機四伏,至少這輩子沒有飯吃,會把自己給餓死。因此古代的人給官也不做。為什麼不願做官?為什麼要清高?因為他既然出來做官,就想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可是如果估量一下當時的局勢,當官後不但一無所為,甚至還有危險,那又何必出來?這樣一想,就不輕易接收招聘了。」由這個道理看起來,推論下去,一旦面臨生存還是死亡的抉擇,有時候連命也得搭上,這生與死的取捨,該怎麼講呢?
  范曄對這一重大問題的回答是:「一個人一天到晚,專門講文化道德、義理之學,那麼就連飯也吃不上,連謀生的辦法都沒有了;但是如果只講求生,為掙錢,為當官,連命都不要,倫理道德的貫徹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與義發生衝突時,取捨的標準是這樣:假如死了比活著更有價值,就捨生取義;假如生存下來可以扭轉局面,幹一番更大的事業,雖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價值,那就捨義求生。否則,只能殉難以全節了。」
  【按語】
  如果你能對叔孫通的經歷有所瞭解,對他的內心世界有所體察,那麼你就會明白,處在封建暴君的淫威之下,又生逢亂世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欲有所建樹,需要經受多麼大的屈辱和酸苦,即便他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較大貢獻,仍然免不了後人的非議。
  叔孫通是被秦始皇徵召的文學博士。奏滅六國後,把六國的文化名人收羅到咸陽,組成了相當於現代最高決策人身邊的智囊團,但這些人大多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被消滅了,不知叔孫通是用什麼辦法逃過這一劫難的。秦二世接位後,陳勝、吳廣造反,二世召集當時只剩下三十餘人的博士們問:「聽說有人造反,是真的嗎?」博士們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見了,這時正好借題發揮,唯有叔孫通說:「沒有的事,不過是些小毛賊。郡守正在捉拿,不足為患。」二世聽了很高興。下令讓執法官追查那些說造反是實情的博士,對叔孫通反倒大大嘉獎。眾博士走回館舍,責問叔孫通:「先生說話怎麼能這樣拍馬屁呀?」叔孫通說:「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說完後,看見秦王朝沒希望了,趕緊收拾行裝溜之大吉。
  叔孫通後來投奔漢王劉邦。劉邦向來看不起讀書人,拿儒生帽子當便壺,見了讀書人就罵。叔孫通最初連飯也吃不上,什麼氣都受。劉邦見叔孫通穿著一身懦生服裝,一看就不順眼。叔孫通馬上換成楚人的短裝,劉邦才高興了。
  叔孫通投靠漢王的時候,跟隨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誰也沒有推舉,只撿那些出身群盜的強壯之徒加以推薦,弟子們偷偷罵他:「服侍先生幾年,卻不推薦我們,一味舉薦那些大強盜,這是什麼道理嘛?」叔孫通聽到後對他們說:「漢王現在冒死打天下,你們能打仗嗎?現在還用不著我們讀書人。
  你們耐性些,我不會忘記大家的。」
  公元前201 年,亦即劉邦一統天下後的第二年,封有大功的武臣二十多人,其餘未封的日夜爭功不休。有一天劉邦從宮殿高樓上望見大小將官坐在宮中的沙地上指手畫腳,情緒激昂。劉邦問張良:「他們在說什麼?」張良說:「陛下難道還不知道?他們在商量造反。」劉邦說:「現在已天下太平,為什麼還要造反呢?」張良說:「陛下以一平民率領他們打了天下。如今你貴為天子,所封的都是與你親近的,所殺的都是平生有仇怨的。這些人不封賞,他們擔心你計較他們的平生過失,也性命不保,所以要相聚謀反。」劉邦說:「那該怎麼辦?」張良說:「你看那個將領是你一向憎恨的,群臣也都知道,你馬上封賞他,大家就安心了。」劉邦聽了張良的話,封了功勞最大、他又最不滿意的雍齒,將官們的情緒才平靜下來。
  論功封賞的事雖然解決了,但是大臣們議事時沒有秩序,沒有規矩,亂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亂喊亂叫,有的甚至拔出劍來砍柱子。劉邦為此很擔憂。
  叔孫通知道時機到了,就去見劉邦,建議他制定禮法。漢高祖斥責他:「我的天下是馬上得來的,你們讀書人算什麼?去你的!」這時叔孫通開始頂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但不可以馬上治之。」劉邦一聽這話有道理,就問他該怎麼辦?叔孫通於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禮儀的計劃。漢高祖立刻答應,教他去操辦。叔孫通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把他所規劃的「朝班」禮制都演習好後,請漢高祖出來坐朝。那一天,天還沒有大亮,朝拜皇帝的儀式就正式開始了。準備上朝的文武百官按照官職大小,在宮門外排隊等候。宮門外懸排著五彩繽紛的旗幟。雄壯威武的衛士手執刀槍斧鉞排列兩邊。傳令官發出號今後,大臣們肅穆恭敬地順序快步上殿,然後跪拜山呼:「吾皇萬歲萬萬歲!」漢高祖見了這等氣派,這等威嚴,十分高興,情不自禁地說:「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貴!」也才知道了讀書人的用處。高興之下,他當即任命叔孫通為太常,賞賜黃金五百兩。追隨叔孫通的那些儒生們也都一一受到了賞賜和提拔。
  叔孫通為漢高祖建立的「朝班」制度,雖經歷代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實行了近兩千年,因此,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響。像叔孫通這類知識分子的艱辛經歷和非凡貢獻,也只有遭遇比他更不幸的司馬遷才能理解,所以太史公在他所寫的《叔孫通傳》中讚歎道:「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經文】
  或曰:「然則竇武、陳蕃,與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乎?」
  范曄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鹹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山■■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
  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也。」
  [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
  【譯文】
  如果有人問:「如此說來,後漢的竇武、陳蕃,與把持朝政的竇後及其親信宦官曹節、王甫抗衡鬥爭,最終還是死在這班外戚、宦官手裡,難道他們做錯了嗎?」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對這段歷史是這樣議論的:「漢桓帝、漢靈帝兩朝,像陳蕃這樣的人,都是能夠建樹時代風尚,對當時渾渾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風氣發出抗議的人。以他的人品學問,道德情操,在最腐敗的社會風氣中,猶如駿馬馳騁在坎坷崎嶇的險途中一樣,敢和那些權勢薰天的宦官抗爭,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聰明才智,並不是做不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於這樣做
  罷了。因為他堅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標準,悲憫當時世俗庸人,像一些知識分子那樣,看到世風日下,儘管反感極了,也只求遠離五濁惡世,自以為清高,然而這樣一來,人世間就連一些互相同情、憐惜的人情味都沒有了。
  所以他反對那些退隱避世的人,認為退隱不合人生的真義,而他自己好幾次有機會退隱避禍,可就是不走,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以仁義之心為已任,明知任重道遠,意志更加堅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勢一有施展才智的機會,就協同竇武掃除宦官勢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這樣的死,以歷史的眼光看,把時間拉長、空間放大了,是把千秋萬代的事業放在一個暫短的時空內做了。他這生命的價值,在於精神的不死,千秋萬代都要受人景仰。雖然他失敗了,然而他的精神、正義卻世世代代作為信念的支柱在引導、支持著世道人心。」
  這就是前面所講的義重於生、捨生取義的道理。]
  【經文】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
  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捨,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恨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被圍,乃徒銑號位,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
  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
  【譯文】
  [三國交戰的時候,廣陵(今江蘇揚州一帶)的太守張超把地方政務委託給臧洪去代理,後來袁紹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縣)
  包圍了張超,臧洪聞訊後,光著腳哭著到處替張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張超,因與袁紹是朋友,又向袁紹求援,可是袁紹沒答應。雍丘被曹操攻破後,張超全家被殺。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紹,就和他絕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後,袁紹舉兵圍攻臧洪,城破之後,臧洪也被袁紹殺了。
  後來人們在談論起這件往事時,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認為他頭腦不清,稀里糊塗。三國交戰的那個時代,正像春秋戰國縱橫錯節的時代一樣,是個沒有道理好講的時代,說不上哪一方是仁義之師。臧洪昏頭昏腦,對時代環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還妄想像在和平安居時那樣講道義,講友情,豈不可笑!所以說,身處亂世還想像臧洪那樣去立功立業,救苦救難,只能自取滅亡。]
  也許有人會問:「臧洪雖然不明智,但他為救朋友張超而死,總還夠得上講義氣吧?」
  對此范曄也有他的看法。他說:「曹操兵圍雍丘,張超處境危急,臧洪為救朋友到處求救,當時就臧洪個人感情之悲憤、慷慨來說,是一種壯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著腳奔走呼號、帶兵赴難的樣子,確實值得同情。可是話說回來,英雄豪傑在某種特定的情勢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人的信守節義,在心態上是否不一樣呢?『大行不辭小讓』,成大功,立大業,辦大事的人,是顧不到那麼多枝節瑣事的,甚至挨罵都在所不惜。至於像三國時期,袁紹、曹操、張超這一幫人,和一切亂世中擁兵割據的草頭王一樣,有時候結盟訂約,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實際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盤,聯合有利就聯合,開戰有利就汗戰,根本沒有什麼信義可講,唯一的出發點是形勢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這種局勢下,看不透這一點,而去和人講道義,只有送命了。更何況三國時,在軍閥割劇的戰亂局面下,雍丘是個非常危險的偏城,臧洪出於一時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圍了,心想袁紹也是朋友,就去請袁出兵,卻不知曹、袁當時出於利害關係的考慮,剛剛講和,正是友好相處的時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紹的兵打敗曹操,來解救朋友的危難,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的做法,是很危險的。再說,按兵法來講,逞一時義憤,率忿恨之師,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號,束甲請兵』,和楚國的申包胥因楚國被吳國打敗,到秦國請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樣,在個人的情感上無可指責,但是對解決問題而言,一點用也沒有。
  借助外力解決本國的危難,只會落個把國家拱手讓給他人的下場,從來沒有聽說這樣能復國圖存的。」
  【經文】
  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摧剛為柔,髡鉗逃匿,為是乎?」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盡,無復之耳。」
  [議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捲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雲。」此則縱橫之士,務立其功者也。
  又《藺公贊》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不敢發。相如一厲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廉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於諸侯。」此則自負其才,以濟世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與不死之明效也。]
  【譯文】
  有人問:「天下聞名的遊俠季布,當年曾是項羽麾下戰將,一次追擊劉邦,差點殺了劉邦。後來劉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懸重賞全國通緝他,同時下令,誰敢藏匿他就誅滅九族。弄得季布無處藏身,剃成了光頭,毀了容,東躲西藏,四處流竄。一個真正的英雄壯士,窮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像季布這樣的壯士,一反昔日剛勇豪邁的氣概,去做窩囊的亡命徒。
  這樣對嗎?」
  司馬遷在談到季布的行為時說:「在劉、項爭雄的時候,以西楚霸王項羽那樣『力拔山兮』的氣概,季布仍然能在楚軍中以武勇揚名楚國,每次戰役都身先士卒,率領部隊衝鋒陷陣,多少次衝入敵軍奪旗斬將,稱得上是真正的壯士。可是等到項羽失敗,劉邦下令通緝他,要抓他殺他的時候,他又甘心為奴而不自殺,又顯得多麼下賤,一點志氣都沒有。季布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他肯定是堅信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錯了胎,走錯了路,所以受盡了屈辱但不以為恥,盼望有機會能施展自己還沒有充分發揮的潛能,所以最終還是成了漢代的名將。由他的所作所為,可以窺測出他的志氣、抱負,他覺得為項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樣忍厚負重,委屈求全。由此看來,一個有見識、有素養、有氣魄的賢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並不像愚夫愚婦一樣,心胸狹隘,為了一點兒小事,就氣得尋死上吊,這並不是有勇氣的表現,而是計窮力竭,覺得沒有辦法挽回局面,走到絕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殺。而胸懷大志的人,雖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還有一線東山再起的希望,是絕不會輕生的。」
  [對生與義的衝突和取捨,司馬遷還有一種說法:「在楚漢相爭的時候,魏豹和彭越這兩個人,有自己的軍隊,能征慣戰,都是一方的霸主,他們投靠哪一方,對局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兩個人雖然出身卑賤,一個是亡命徒,一個是打魚的,然而亂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眾呼嘯,攻城略地,席捲千里,就有了稱王稱霸的資本,殺人 放火,氣焰囂張,天天都是他們得意的時候。這種土匪、流氓出身的投機分子,心懷叛逆,唯恐天下不亂,因為在亂世他們才有機可乘,有油水可撈,一旦社會安定,就沒他們的立足之地了。這種人失敗了是不會自殺的,他們寧願被俘虜,受盡凌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這是什麼道理呢?」
  司馬遷說:「像這樣的行徑,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會覺得羞恥,更何況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項羽失敗了,都因元顏面對江東父老而自殺了。但這些人失敗之後,寧可被俘也不願自行了斷,落到坐大獄、受刑戮的地步,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別的緣故,只因為他們的智慧、謀略超人,唯一憂懼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點權力,就想實現他的理想,讓天下來個天翻地覆,所以他們寧願做囚犯也不想死。」
  這些縱橫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業,為此受什麼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馬遷在《藺相如列傳》之後,讚頌藺相如時說過:「一個人明知幹一件事非死不可,還要決心去做,這是需要大勇的。死並不是一件難事,難的是如何處理。決定死還是生,這不但要有大勇,還要有大智。當藺相如捧著和氏壁,眼睛看著柱子,準備人玉俱毀的時候,回過頭來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藺相如已經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以一文弱書生,當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過被砍頭而已。可是在那種情況下,能做出這一決定是最難的,就連當時在場的文武百宮,都嚇得戰戰兢兢,大氣都不敢出,然而藺相如卻能氣勢奪人,反而鎮住了秦國上下。後來他回到趙國,因此舉功勞太大,位比廉頗,老將軍心有不服,處處和他過不去,然而藺相如總是百般謙讓,後來廉頗負荊請罪,將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像藺相如這樣處理生與死、榮與辱的,才算是智勇雙全啊!」
  這就是忠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時、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又不輕言犧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氣的英雄。
  齊桓公的名相管仲說:「人們認為我被齊桓公俘虜後,關在牢裡委屈求全是可恥的,可我認為有志之士可恥的不是一時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對國家、社會做貢獻;人們認為我所追隨、擁戴的公子糾死了,我也應該跟著死,不死就是可恥,可我認為可恥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讓一個國家稱雄天下。」
  管仲的這番話表明,有經世治國之才的人由於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以改天換地作為人生之目標,所以決不會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罷,管仲也罷,這些有才有識之士,對自己一生的行為,乃至死與不死,都有很明確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標準。]
  【經文】
  或曰:「宗愨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為長史,何如?」
  斐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貴聘群雄之上,韓、鯨之志也。
  卑身之事則同,居卑之情已異。若宗元干無怍於草具,有韓、鯨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
  [宋宗愨之賤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容必方丈。其為愨設,則粟飯,愨亦致飽。及為豫州,請業為長吏也。]
  【譯文】
  [我們再提出一個問題來討論一下。
  魏晉南北朝末,在劉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個叫宗愨的落魄書生,他的同鄉庾業很瞧不起他。庾業有錢有勢,豪闊得很,宴請客人,一上幾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見方,可是招待宗愨的飯菜卻只有用稗子等雜糧煮的粗飯,宗愨照樣坦然地吃。等到後來宗愨發達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殺之權集於一身,不但不記庾業輕辱他的舊恨,反而請庾業來做他的秘書長。]對宗愨這種不記恨過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報怨的度量該如何理解、評價呢?
  斐子野在談到幾個類似的歷史人物時說:「一個人在窮困時不悲不愁,在微賤時不氣餒不苦悶,淡泊於天命和平凡,窮就窮,很坦然,可是絕不放棄偉大的理想。這樣的素養、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具有;還有一種人,倒霉的時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標準,低頭認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順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無賴潑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勢了,就在英雄頭上跑馬。韓信、黥布就是這種人。「這兩種人,卑賤的時候被人輕蔑、侮辱的情況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態卻截然不同。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氣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負重;另一種是道德、人格的榜樣,認為人生本來平淡,從不侈求榮華富貴,淡泊中養其清泰天和。
  「至於象宗愨這樣的人,卻兼有這兩種情操、氣度的長處。當年庾業在高朋滿座的情況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覺得慚愧,因為他有理想,有大志,這一點和韓信、黥布相像;在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做部下,不把過去的舊惡放在心上,這種崇高的寬厚的長者之風又和曾子、原憲一樣。確實是了不起啊!」
  【經文】
  世稱酈寄賣交,以其紿呂祿也,於理何如?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譯文】
  後世的人在談到西漢時的酈寄把朋友呂祿騙到效外遊玩,給了周勃他們推翻呂後政權的機會這件事時,認為從個人道義上講,酈寄出賣了朋友,是不光彩的。這個道理該怎麼講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謂出賣朋友,是指那種為了富貴榮華而忘了朋友的情義,把朋友作為換取個人利益的犧牲品,才是賣友行為。至於酈寄,其父酈食其幫漢高祖打了天下,是開國元勳,而呂氏家族陰謀篡奪了政權,他在這場劫難中,雖然用欺騙手段把呂祿騙出去,摧毀他的衛戌部隊,推毀呂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國家,為了天下蒼生。這不是出賣朋友,是為了拯救國難、捍衛父輩君臣開創的大業而不得己採取的一種手段。」
  【經文】
  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
  徐眾曰:「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繫,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
  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張邈叛。太祖迎呂布,布執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說靳允,無以母敵,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譯文】
  [曹操帶兵征討冀州的時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後方重鎮甄城。就在這期間,曹操手下的將領張邈叛變。這時曹操只好親自迎戰呂布。當時的戰爭局勢是如果呂布把范城拿下來,就可以消滅曹操,所以呂布使計把范城的守將靳允的母親捉去,想脅迫靳允為救母親歸順。曹操聞訊,趕緊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遊說靳允,要靳允不必考慮母親的安危,固守范城。結果靳允被說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決無二心。」]
  於是有人問:「靳允這樣做,於母不孝,於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眾的觀點是:「當程昱去遊說的時候,靳允與曹操之間,還沒有形成君臣關係,而母親是至親骨肉。所以於情於理,靳允都應該為母親的安危而去,不該為曹操守城。
  「昔日劉邦的大將王陵的母親被項羽抓了起來,以此威迫王陵歸順他。
  王陵的母親看出劉邦肯定會得天下,項羽必定要失敗。自己被軟禁後,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兒子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殺,把遺書教人偷偷送給王陵,教他好好幫助漢高祖打天下。她用這種絕決的辦法讓王陵心無牽掛,一心一意去盡忠盡節,至死無悔。
  「另一樁歷史故事卻大異其趣。戰國時衛國的公子叫開方的在齊國做官,十年沒有請假回國看望父母。有人說開方這樣忠於職守,忠於齊國,可以提拔他為相,可是齊國的宰相管仲卻把他開除了。理由是說象開方這種人,連父母都不愛,怎麼會愛君王,怎能為相。
  「從以上兩個事例再來看靳允,就應當明白對父母孝敬愛戴的人,才會對社會、對國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應該先去救母親。
  「徐庶的母親被曹操抓起來後,徐庶進退兩難。劉備得知這一情況後,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邊,曹操肯定會殺你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譴責。你還是去吧。」
  【按語】
  所以從另一角度來說,一個領導人,如果得天下,就應當體察人情,原諒為人臣子的部下為盡孝心的苦衷。對照劉備處理徐庶的仁義慈愛,曹操應讓靳允去救他母親才對。由此也可看出曹、劉兩人氣度截然不同。
  【經文】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與君德孰優?」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銖之覺也。」
  【譯文】
  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據史籍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產,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騙他;孔子的學生子賤治理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們不忍心騙他;西門豹治理鄴都的時候,人們不敢騙他。這三個人能做到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你認為哪一種更好?與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說:「上面的領導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夠真愛人、真幹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義,就不忍心騙他了,就像單父的老百姓對待子賤那樣;如果上面的領導人什麼事都看得很清楚,下邊的各級官員怕被覺察,就不能欺騙了,像子產那樣;如果上面用嚴刑重法治理一區一國,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罰,就不敢欺騙了。這三種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發點卻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盡忠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如果執政者多行不義,臣民就不可能忠心。當領導的按仁義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這就合乎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仁愛道德管理大眾,使全國人民都有文明教養,即便有人做了不體面的事也好糾正),可以達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嚴刑重法來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膽過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網的漏洞中為非作歹,干了壞事還能逃過法律的追究,自認為高明,還恬不知恥,就和孔子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靠政治法令來治理因家,用刑罰來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壞事能逃過法律的制裁也不覺得羞恥)一樣了。這兩種情況,好壞的差別很大,關鍵在於領導人能權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應斤斤計較,因小失大。」
  【經文】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檢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中庸已降,才則好偏。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賢任真。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
  吁!何為其然?夫肖貌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故靡顏膩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不以禮教節之,則蕩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
  古語云:「廉士非不愛財,取之以道。」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皆矯偽之謂也。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為矯偽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譯文】
  有人問:「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身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尊榮顯赫,卻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儉樸,然而在當時以至後世,對這兩個人的評價一毀一譽,截然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范曄說:「人對待仁的立場、動機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於仁,可也說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為手段,為在政治上達到個人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體力行地行義舉,處處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義的真諦。
  「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小老婆卻從不穿綾羅綢緞,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是自己國家的光榮。漢武帝的宰相公孫弘一輩子穿布衣,與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當著漢武帝的面就指責他假裝簡樸。季文子和公孫弘的行為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受到讚譽,公孫弘在當時就受到了詆毀,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行義舉和弘揚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聖人(指孔子)說過,仁義的人自己就是仁義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於仁義的教化。害怕觸犯法規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強去做合乎仁義的事。二者比較起來,為仁為義的行為表面上看去雖然一樣,但仔細考較,就不難發現,各自的心態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義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覺合乎仁義的人,努力用仁義的標準要求自己,並能身體力行;勉強去行仁義的,是不得已而為之。『安仁』、『利仁』、『強仁』這三者相比,當然是第一種人最好。」
  [聖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備,器識、才具、學問、見地、品操,沒有一樣不完美的。聖人以下,中等稟賦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備了,而是各有所長,各有所好,品德、才學都有長有短。孔子批評他的學生時說:柴的缺點是愚笨,參的缺點是魯莽,師不誠實,由太粗俗。由此看來,德才兼備有如聖者那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數,一個人要想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後天的努力,克服糾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和壞習慣,由好的行為習慣慢慢影響心理素質。但是世人又討厭做作,喜歡坦率。不過一個貪愚的人就很坦率,貪得直爽,愚得可愛,可是能因此而聽之任之嗎?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責任交給他,認為他是好的嗎?
  啊,道理可不能這麼講。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則、形象生出來的,本身就具備陰陽之性。雖然生下來後有清秀、混濁、賢惠、愚蠢的不同,個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榮華富貴,美貌動人..
  這種種慾望原則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都愛修飾打扮自己,美容化妝,護膚駐顏;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級車,乘駿馬,覺得這樣才風光氣派。與此相反,苦其心志,甘願清貧,在滾滾紅塵中潔身自好,堅守節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覺得十分困難。處處為公,大公無私,真要人人做到這一點,是很痛苦的。在理論上是不錯,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個人要做到歷史上所標榜的忠臣孝子,必須按學問道德的標準刻苦修練自己。大多數人並非生來就德才兼備,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後天用仁、義、禮、智、信教育節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發展,就會像流水一樣飄蕩、放浪,怎麼可能吃苦耐勞,安於淡泊,做到忠貞高潔,一心為公,見財不起意,動靜合規矩呢?所以《禮記》上說:「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人說得好,清正廉潔的官員、名人不是不愛財,而是「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經》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後天努力的慢功,像玉匠琢磨寶石那樣,雕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偽劣的地方去掉,這樣才能成為珍寶。假如任其癡愚之態放肆,隨其鄙劣之情氾濫,還美其名曰「順其自然」而自視其高,認為不用理性加以規範才是不矯情,不虛偽,那麼,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認為用後天的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雖然一開始不習慣,不自然,但是通過漸進的矯正改變人性的弱點,這就是禮義的開始,而放任自流,順其天性的結果,人就會被貪婪卑劣所主宰。即使用強制手段讓國民行仁義之道,又怎麼可以稀里糊塗地否定呢?]
  【經文】
  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其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依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是故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
  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兵耳。」
  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戰之勝,詐之可也。若海內紛紛,雌雄朱決而失信於天下,敗亡之道也。當亡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何晏之論當矣。]
  【譯文】
  有人問:「長平一戰,白起活埋了趙國的降兵四十萬,算得上是歷史上的奇將了吧?」
  何晏說:「白起活埋趙國的四十萬大軍是個大騙局。他當初答應投降了沒事,結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這不單是個殘暴的問題!從此以後,白起再也難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國統一六國的困難。假如趙軍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況這四十萬大軍都是全副武裝呢?普天之下都看見投降秦國的將領被砍下的頭顱堆成山,歸順秦國的士兵屍骨積為丘,從此以後,如果再與秦國交戰,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戰死也是死,誰還肯再投降,哪座城還肯歸順!所以白起雖然能一夜之間坑殺四十萬生靈,但是這等於告訴天下人,你們必須決一死戰,絕不可投降。白起為爭一時之功,結果更加堅定了六國保家衛國的決心。從戰略上講,這種做法是在進攻的時候削弱自己的優勢,在軍事上表面勝利了,在政治上、國際上卻破壞了自己的整體計劃。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趙國雖然戰敗了,但並沒有亡國,假如趙國萬眾一心動員起來再戰,趙國的大元帥再出來一個馬服君趙奢那樣的將領,那麼下一次的大戰一起,秦國就不是前一次的對手了。況且從今以後,白起使各國都對秦國同仇敵汽了。後來秦國之所以始終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的邯鄲,並不是因為趙國經此一敗而由平原君趙勝出來當統帥,而是因為秦國害怕各國諸侯聯合起來救趙。秦國知道這個道理,只是因忌諱不說罷了。
  「再說長平之戰在開戰之前,秦國的兵源不足,重新變更法令,規定凡年滿十五歲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線和趙作戰。以秦國那樣強大的國家,一仗打下來,十五歲以上的軍士死傷過半,因此從長遠來看,長平之戰打敗趙國的功小,秦國大傷元氣損失更大。像白起這種不懂戰略、不懂政治、不懂國家長遠利益的將領,怎麼能稱得上是奇將呢?」
  [我認為,黃石公所言「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的道理很對。這裡的所謂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謂剛,是指竊賊似的強硬。柔弱的人一般總會得到別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會集中到他身上。正是由於這樣的道理,紂王當年百戰百勝,最後還是被周武王徹底消滅了;項羽每次都打勝仗,和劉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勝利了,最後一次卻全軍覆沒,落了個烏江自刎的下場。所以漢代的學者隨何說:「全國各路諸侯,都不希望項羽打勝仗。項羽打了勝仗,所有的諸侯都有危機、恐懼感,就彼此結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國越強,對劉邦越有利。楚國項羽強大了,只會把全國的軍事力量吸引過來與自己作對。」從這個道理看來,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個敵人,只要一戰就能解決問題,那麼使用詐術一舉獲勝是可以的;倘若亂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誰手還未定論,就不能目光短淺,急功近利。這個時候,要想獲得徹底的成功,就必須取信於人,真誠相待,否則最後一定要失敗、滅亡。根據這個原則,回過頭來再看長平之戰,當時正是七雄爭霸之際,秦國統一天下的實力還不夠,六國諸侯的力量還相當強大,白起一下坑了趙國四十萬降卒,嚇壞了各路諸侯,趕緊按照張儀的合縱之計組織聯合戰線同心協力抗秦。這樣一來,對秦國非常不利。白起貪求奇功,自以為得計,實為秦國的一次大失敗。因此何晏的觀點是正確的。]
  【經文】
  或曰:「樂毅不屠二城,遂喪洪業,為非乎?」
  夏侯玄曰:「觀樂生與燕惠王書,其殆乎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者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鹹,斯意兼天下者也。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邁令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開弘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招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人應如草,思戴燕王,仰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變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雖二城幾於可拔,則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速與變同也。
  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樂毅相弱燕,破強齊,合五國之兵,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則仁者之師,鹹以為謨謀勝武侯也。可乎?」
  張輔曰:「夫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屍流血,不足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長嘯俟時。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湧。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眾才,文以治內,武以折衡,然後布恩譯於國中之人。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謨謀弘遠矣。己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余以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節。殆將與伊、呂爭烈,豈徒以樂毅為伍哉?」]
  【譯文】
  公元前285 年,燕國上將軍樂毅聯合趙、楚、韓、魏,合五國之兵攻打齊國。齊軍全線崩潰,最後只剩下莒城(今山東莒縣)、即墨(今山東平度東南)未克。樂毅如果乘勝近擊,攻克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沒有這樣做,於是有人問:「樂毅不破莒城、即墨,結果喪失了開創大業的最後機會。這是不是他的過錯?」
  夏侯玄說:「閱讀樂毅的《與惠王書》,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差不多已經參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機、能按禮義善始善終處理大事的人。大凡一個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貫徹道德原則,把兼濟天下作為理想的時候,怎麼會迷惑於眼前的形勢,僅僅把兼併敵國、稱霸諸侯當做目標呢?樂毅一方面沒有把兼併其它國家看在眼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為使燕國強大而不講道義。
  蔑視眼前的利益,不貪求渺小的成就,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統一天下。一連攻克齊國七十餘城,是為了運用他的機謀,使四海為之震動;圍攻二座殘城而不傷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遠近聞名。通過廣佈恩德來影響其它幾個國家,就差不多類似成湯和周武王的做法了。樂毅宏揚他的遠大戰略,用對二城圍而不殲的辦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後使齊國的殘兵敗將做出什麼錯事,使即墨、莒城的民眾怨恨他們,這樣就可以再放一條寬大的道路等待齊將田單等人歸順了。這時候,他就將用寬容和善的政策,也為齊國上層人物提供施展抱負的機會,在東海之濱做出榜樣,在華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澤有如春風、春雨一樣和煦,讓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樣受到滋潤。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這二座城他就會聞風而降。這樣一來,帝王之業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樂毅雖然為了這二個城池遲疑滯留五年之久,目的卻是想盡快取得天下。至於後來情況發生了意外變化,燕昭王一死,繼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單的反間計,奪了樂毅的兵權,讓騎劫代替他,這都是無法事先預料的。樂毅在即將成功的時候失敗了,完全是時勢變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這樣做,而是以狂暴的大軍進逼,用凌厲的攻勢洗劫,屠殺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殘暴不仁暴露於天下,雖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樣一來,稱王圖霸的事業就全完了。樂毅怎麼會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戰速決呢?可是他顧忌的是城雖可撥,千秋大業卻被破壞了;怎麼會不知道遲疑不決最後可能有不察風雲呢?
  只是因為速戰速決與時局變化,其結果是一樣的啊!
  「這樣看來,樂毅不屠滅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規去衡量的。」
  [有人說:「樂毅輔佐弱小的燕國,打敗了強大的齊國,因為齊國過去曾趁燕國內亂侵犯過燕國,燕昭王為此恨極了齊閔王,決心出這口惡氣。樂毅聯合五國的兵力攻齊,想雪洗燕王的恥辱,在攻取了齊國七十餘城後,包圍了莒城、即墨卻不急於奪取,意欲讓其走投無路之後起義投誠。這樣看來,樂毅所率領的是仁者之師。後人都認為樂毅是有戰略遠見的將才。可是能夠認為他比諸葛亮在謀略上更高明嗎?」
  張輔對此的看法是:「聯合五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攻擊一個齊國,不能算是強大;在濟水西岸混戰一場,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說是仁義。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長嘯,待時而發。劉備因有知人之明,三顧茅廬,咨詢濟世創業的謀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湧,天下形勢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劉備拜他為軍師,接著到東吳說服了孫權,聯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戰的大好形勢,輔助劉備奪取了四川。到劉備臨終之際,把軍政大權委託給了他。孔明在戰亂不息、天下紛擾的局勢下,扶助幼主劉禪即位,統籌建立政府機構,配備各級官員,調整安置各種人才,在國內使用仁德的教化,運用軍事謀略和武裝力量保衛國防,然後廣施仁政,使全國老百姓都受到實惠。諸葛亮行軍打仗的時候,路不拾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際不幸謝世。閱讀他的遺文《出師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謀略是多麼宏偉遠大了。他立身處世的原則,總是有功勞計在下屬身上,部下有失誤就引躬自責,看到別人有長處就服從,聽了正確的意見就改正,所以他的聲譽才會那麼有力量,不論遠近,他的影響都那麼強烈、久遠。孟子說過:『懂得了伯夷的氣節,貪婪的人應當自覺地變得廉潔。』我覺得瞭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應當立刻變得有氣節。孔明幾乎是可以和伊尹、呂望一爭高下的名臣,怎麼能和樂毅相提並論呢!」
  【經文】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挾三術之略,吞六國之縱,使秦業帝,可為霸者之佐乎?」
  劉向曰:「夫商君,內急耕戰之業,外重戰伐之賞,不阿貴寵,不偏疏遠。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周後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並諸侯也。故孫卿曰:
  『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知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也。衛鞅始自以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倫也。
  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嘗捨於樹下,不忍伐其樹,況害於身手?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戶,無怨言。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身死車裂,其去霸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乎!」
  [議曰:商鞅初因景監求見秦孝公,說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時時睡,後又與鞅語,不知膝之過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君歡甚也。」鞅曰:
  「始吾說公以帝道,而曰:『久遠矣,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子孫成事乎?』吾又說以伯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昔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魯侵地。桓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之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君,令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桓公於是始霸。由此觀之,商鞅深刻棄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從鞅言,孝公過也。商鞅牽於世,迫於君,不得行其志耳。劉向以鞅無霸王之術,謬矣。]
  【譯文】
  商鞅原是魏國旁支的後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遊說秦孝公,準備了帝術、王術、霸術三種方法和吞併六國的縱橫捭闔策略,終於使秦成就了霸業。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師嗎?
  劉向認為:商鞅為使秦國富強,在內政方面抓緊發展農業,在軍事方面重視讓有戰功的人受賞進爵以鼓勵將士。在執行新法的過程中,對朝廷裡的權貴寵臣不留情面,對普通百姓不分親疏遠近。《尚書》所說的「沒有偏心,不結私黨」,《詩經》所說的「周朝的治國之道象盤石一樣公平坦白,像箭一樣正直無私」,就是象齊景公時的名將司馬穰苴那樣善於激勵將士,像周朝的創始人後稷那麼善於發展農業,對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變了。這一切,都為秦國後來兼併六國奠定了基礎。所以荀子說:「秦國四代人都有超過別國的地方,不是靠幸運,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結果。」譬如曾稱霸一時的齊桓公能信守諾言,歸還了佔領的魯國土地,自柯邑會盟之後,各同諸侯無不佩服桓公的信義;晉文公在圍攻原邑的時候,與城中居民約定,三日城不下,就領兵而去,決不為奪城池殺傷居民,後來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這種作法,取得了各國諸侯的信任,所以贏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諸侯擁護,應當歸功於桓公的謀臣管仲和文公的謀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謀。
  可是商君變法成功以後,在攻打魏國的時候,魏使公子卬領兵迎敵,兩軍對峙,還沒有交鋒,商鞅投書給魏公子,大談昔日在魏時的友情,並約定兩人會面暢飲後,各自罷兵。結果商鞅不守信義,在會談時埋伏武士俘虜了公子卬,襲擊了魏軍。各國諸侯因此畏懼秦國的強暴無信,誰都不敢與之建立友好關係。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對手是齊桓公、晉文公,這樣的霸主聯合各路諸侯的將領,統帥天下的軍隊討伐秦國,秦國滅亡定了。只因為當時天下已經再沒有齊桓、晉文那樣的國君,所以才使秦國逐一兼併各國諸侯。商鞅自以為懂得王霸的道理,實際上就他所做的事來看,完全是南轅北轍。
  從前周朝的召公實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後,後世的人們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詩來歌頌他。曾經在甘棠樹下住的人,因懷念他的賢德都不忍心伐樹,更不用說會傷害召公本人了。晉文公因管仲有大功於國,把伯氏的駢邑三百戶賞給了管仲,伯氏毫無怨言。如今商鞅對內實行嚴酷無情的殺人、斷趾等刑法,對外窮兵贖武,東征西伐,而他自己從被封於商、於之地後,儼然一國之君,被朝中貴族和曾被他的新法處罰過的權貴聯合誣陷,最後車裂身死。這樣看來,他離做霸者的良相還差得遠呢!
  不過秦孝公殺他也不對。他應當在重用商鞅的同時,施行寬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處處能證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這才差不多是真正輔佐君王成就霸業的作法。
  [歷史上還有一種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過秦廷姓景的太監見到了秦孝公,給他講述帝王之道,孝公聽不進去,不時打瞌睡。最後一次與商鞅交談,商鞅給他談霸王之道,他越聽越感興趣,兩膝不知不覺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後,景監問商鞅:「你是用什麼辦法打動大王的,大王興奮極了!」商鞅說:「第一次我對他講帝王之道,大王說:『這太遙遠了,哪能悶悶不樂的等上幾百年,慢騰騰的打基礎,讓子孫後代去成就事業呢?』我又向他講做諸侯盟主的謀略,大王也想這麼做,可是做不到。最後我給他講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權術,他非常高興,打定主意就這麼幹了。但是他要達到殷商、周武那樣的德行,很難啊。」
  從前齊桓公與魯莊公會盟於柯邑,莊公手下的曹沫用匕首逼迫桓公歸還被齊國侵佔的土地,桓公當時答應了,過後又反悔,不但不想歸還瀋陽等地,而且要殺曹沫。管仲勸他說:「這樣做在各路諸侯面前失去了信譽,以後誰都不會再幫助我們。千萬做不得。」於是桓公把魯國三次打了敗仗失去的土地悉數歸還。消息傳到各國諸侯那裡,對齊國產生了信賴,都想依附了。
  齊桓公在位的時候,燕國受到山戌的侵犯,燕莊公向齊國求援。桓公幫燕國打退了山戌,領兵歸國時,燕莊公因對桓公感激之至,送桓公到了國境,仍然戀戀不捨,不知不覺進入了齊國領地離國界五十里的地方。桓公說:「按禮儀來說,如果不是送天子,送諸侯不該出國境。你今天把我送到這裡,我不能對燕國不講禮節,那麼從今以後就從這裡算做咱們兩國的國界吧。」於是以燕莊公送他所到之地為界,把齊國北邊五十里以外的領土都給了燕國。
  又因燕國是周召公的後代,桓公囑咐燕莊公復興召公的政治,向當時在位的周平王進貢稱臣,有如周成王、康王時那樣。諸侯聽到這件事後,紛紛追隨齊桓公,桓公從此建立了霸業。
  從這些歷史經驗來看商鞅,他對內立法嚴酷苛刻,對外背信棄義,算不上霸主的良相是很明顯的。不過話說回來,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因而使商鞅的帝王之道不能實行,商鞅是屈從於當時的形勢和當權者的主觀願望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劉向認為商君不懂真正的霸術是錯侯的。]
  【經文】
  諸葛亮以馬謖敗於街亭,殺之。後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來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哉?」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令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
  [晉侯使荀桓子與楚戰於邲,桓子敗歸而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曰:
  「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谷,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曰:『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保也。君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若日月之蝕,何損於明?」晉侯使之復其位也。]
  【譯文】
  諸葛亮因馬謖失守街亭,按軍法論斬。事後蔣琬對諸葛亮說:「戰國時楚晉交戰,楚國因元師得臣兵敗被逼自刎,晉文公得信後很是高興。可見往事不可不引以為戒。現在天下未定,處死馬謖這樣有智謀的大將,豈不可惜?」諸葛亮淚流滿面說:「孫武所以能克敵制勝,是因為軍法嚴明,也正因為此,晉悼公伐鄭戰於虎牢時,楊干仗著是悼公的弟弟,不聽軍令,被司馬魏絳以軍法論處。如今四海分裂,戰爭剛剛開始,如果廢止了刑法,還怎麼討伐賊寇呢?」
  晉代史學家習鑿齒說:「諸葛亮不能兼併魏國,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昔日晉文公在城濮之戰中,看到荀林父沒有及時過河,文公沒有按軍法處置他,結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為了他才失敗的,殺了得臣後導致了更大的失敗。當時蜀國的疆域狹窄荒僻,人才比不上魏圖興旺,再把馬謖這樣的俊傑殺了,無可奈何收羅起用才德都較差的人,很明顯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這種不記取三次北伐失敗之教訓的做法,還想成就大業,不是勉為其難嗎?」
  [還有一件戰國時的故事可以作為這一觀點的參考。
  公元前597 年,晉景公命令荀林父(即桓子)率軍與楚國在邲地(今河南滎陽東北)打了一仗,晉軍大敗。荀林父回國後請求處死自己。晉景公想答應他,士貞子勸阻說:「不可以。晉楚城濮之戰時,晉軍取勝之後,佔領了楚軍大寨,寨中屯積著大量的糧草,晉軍整整吃了三天。晉文公仍舊神色憂鬱。左右隨從說:「有喜事還憂慮,如果有了憂愁還能高興嗎?」文公說:
  『楚國的元師得臣還活著,總是憂心忡忡,高興不起來。困獸猶鬥,何況是一位國相呢!』等到楚國殺了子玉(即得臣),晉文公喜形於色,說:『這是晉國的再一次勝利,楚國的又一次失敗呀!』從那以後,楚國有兩代之久國力衰弱。現在上天或許是要給晉國一個嚴重警告吧!再把林父處死,讓楚國得到雙重的勝利,晉國從此以後大概再不會有與其它國家抗衡的力量了吧?荀林父事奉你大王,處理國務的時候竭盡忠誠,回家休息的時候想著稱補過失。他是國家的楝梁啊!這樣的忠臣,為什麼要殺他呢?他這次失敗,如同日月有日蝕、月蝕,怎能損害其光明呢?」晉景公聽從了這一意見,恢復了荀林父的職權。]
  【經文】
  漢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對曰:「勃本高帝大臣,眾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眾之心,易以濟事。
  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托之任,輔粥幼主,天下晏然。遭燕王旦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孝宣,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聲伊周,為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袁盎問漢文帝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
  盎曰:「可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後時,劉氏不絕如帶,絳侯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相與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
  【譯文】
  漢代的周勃在漢高祖死後,平定了呂後亂政,恢復了劉家的天下,歷來被人們認為功勞很大,霍光比起他來怎麼樣?
  對這兩個人應當這樣看。
  周勃是劉邦的老鄉,在劉邦南征北戰打天下的時候,就是劉邦的功臣,眾望所歸,很受群眾擁護。後來他官居太尉,手握軍權,統率著百萬大軍,既有陳平、王陵這樣的謀士幫助他,又有朱虛侯劉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酈寄在呂氏權臣的圈子裡周旋遊說,搞些陰謀詭計為他通消息,放煙霧,由於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容易成功。
  可是霍光呢,是在漢武帝突然病重,事出倉促,將輔助八歲幼主漢昭帝的重任托付給他的。在他獨攬朝政,輔佐幼主期間,整個國家被治理得很好,全國一片安定繁榮的景象。後來發生了燕王劉旦的叛亂,他將一幫參與策劃叛亂的人全部處死滅族,肅清了朝廷裡的反對勢力。
  昌邑哀王劉賀,是武帝的孫子,漢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後,因無親生兒子繼位,就推擁劉賀當了皇帝。可是這位公子一進長安,登上寶座後就淫亂昏憒,令人不堪。霍光與朝中文武百官商量後,廢掉了劉賀,迎立流落民間的皇曾孫劉洵為漢宣帝。霍光肩負著漢家劉氏的重任,執掌大權先後二十年,威震朝野,名滿天下,使漢朝中道興隆,皇權延續,名聲與伊尹、周公不相上下。作為漢代有賢名的輔相,從他對當時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強盛所做的貢獻看,與周勃相比,其優劣是很明顯的。
  [關於對周勃的評價,袁盎和漢文帝有這樣一段對話。袁盎問漢文帝:「陛下認為絳侯周勃是怎樣的一個人?」文帝說:「是社稷之臣。」袁盎說:「可以說是功臣,還算不上社稷之臣。能稱得上社稷之臣的,應當做到與主同在,與主同亡。在呂後篡權的時候,劉氏的子孫還很多,當時周勃身為大尉,握有兵權,可他採取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不去制止。等到呂後死了以後,文武大臣一致要求誅滅呂氏家族,太尉又擁有兵權,正碰上這種機會,所以才能大功告成。因此說他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
  【經文】
  後漢陳蕃上疏薦徐稚、袁閎、韋著三人。帝問蕃曰:「三人誰為先後?」
  蕃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譯文】
  後漢的太尉陳蕃向漢桓帝推徐稚、袁閎、韋著。桓帝問他:「這三個人誰更好一些?」陳蕃說:「袁閎出身於權貴大家,通曉了安身立命之道後,潔身修行,品操越來越合乎聖人遺訓;韋著很適於做京官,為人處事很有禮義,這種修養彷彿已經變成了他的生活習慣,他是那種人們常說的『不扶自直,不鏤自雕』的人;至於徐稚,他是南昌人氏,家境清貧,持身恭儉,卓然不群,在當地很有名聲,應當說數他最為傑出。」
  【經文】
  或曰:「謝安石為相,可與何人為比?」
  虞南曰:「昔顧雍封候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稱其持重,莫以為偶。
  夫以東晉衰微,疆場日駭,況永固[符堅字也]六夷英主,親率百萬。符融俊才名相,執銳先驅,厲虎狼之爪牙,騁長蛇之鋒鍔,先築賓館,以待晉君。
  強弱而論,鴻毛太山,不足為喻。文靖深拒桓沖之援,不喜謝玄之書,則勝敗之數,固已存子胸中矣。夫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其方寸者歟?
  若論其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
  【譯文】
  東晉時的謝安(字安石)作為晉孝武帝的宰相,可以和誰相比?
  虞世南說:「從前東吳的宰相顧雍受封為侯的那一天,連家屬都不讓知道,前代的人們說起來都稱讚他質樸穩重,無人能及。在東晉那種整個社會混亂衰敗的時代,王朝日漸沒落,全國戰火四起,百姓常年驚恐不安。公元383 年,曾經消滅了前涼、前燕等六個少數民族國家的前秦皇帝符堅(字永固)親自統帥百萬大軍,又有符融這樣英姿勃發的丞相指揮精銳部隊為前鋒,一百萬由青壯年組成的大軍水陸並進,如狼似虎,浩浩蕩蕩,直逼江南。符堅自恃兵強將猛,還未開戰,就在淝水西岸修建了一處賓館,準備安頓被俘的晉朝皇帝。就當時秦、晉兩國的軍事實力的強弱而論,用鴻毛與秦山來比喻也不過分。而謝安能在這大軍壓境、旦夕即亡的關頭,依舊泰然自若,悠閒自得,下圍棋,賭別墅。五州都督桓沖提出派三千鐵騎支援他,他堅決拒絕;他的侄子謝玄擬定了一份詳盡的作戰方案給他,他閱後不置可否,圍棋如故。他的這些行為許多人都不能理解。實際上對於如何破敵,如何取勝的整體構思,這時他早已成竹在胸了。像謝安這樣的人才,怎麼會因為一個小小的萬戶侯的封誥,就能讓方寸大亂呢?就其度量之大、安如秦山的素養而論,自古以來,還沒有哪個人能比得上他。」
  【按語】
  南北朝時東晉與前秦符堅的淝水之戰,在我國的戰爭史上是一場以少勝多的極其有名的戰役。毛澤東在論述中國革命戰爭問題時說:「..秦晉淝水之戰等等有名的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走,後法制人,因而戰勝的。」淝水之戰之所以能大獲全勝,全憑「論其度量,近古以來,來見其匹」的軍事謀略家謝安指揮若定的儒將氣量。
  謝安字安石,是東晉王朝最有勢力的士族。謝安自幼聰明好學,他和著名的書法家王羨之是好朋友。他們倆經常在會稽遊山玩水。謝安無意於仕途,屢次謝絕舉薦,但是他的才幹在當時是人所共知的,當時的士大夫中曾流傳著一句話:「謝安不出來做官,叫百姓怎麼辦?」
  直到四十歲時,謝安因為弟弟謝萬被罷官,他考慮到謝家的權勢將要逐漸衰亡,這才應大將軍桓溫之邀,作了桓溫的司馬。當時的東晉王朝因為桓溫的獨攬朝政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簡文帝去世之後,謝安等朝臣乘桓溫不在京都之機,立皇太子司馬曜為皇帝,並請桓溫輔政。桓溫見不讓自己做皇帝,十分惱火,認定是謝安等人從中作祟,惱羞成怒,於公元373 年2 月親率大軍,殺氣騰騰地返回建康。
  桓溫先將大軍駐紮在城外,晉帝無奈命侍中王坦之和吏部尚書謝安前往城外迎接。桓溫欲殺二人以洩憤,遂在帳後埋伏下武士。謝安進帳後,見營中戒備森嚴,殺氣逼人,他從容就坐,對桓溫說:「我聽說有道的諸侯為國戍邊,而大司馬你入朝,召見大臣,在帳後佈置下人馬,不知為了何故?」
  謝安的鎮定自若鎮住了桓溫,他趕緊令人撤走武士,並陪笑說:「我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啊!」
  於是,謝安與桓溫談天說地,歡度一天,東晉王朝的政變危機才算倖免。
  由於謝安的極力輔佐與謀劃,東晉王朝的政權鞏固了。晉帝加封謝安為中書令,後又加封侍中,總攬東晉的軍政大權。
  公元383 年,前秦王符堅以符融為前鋒,親自統率騎兵27 萬、步兵60萬南下攻晉。這支號稱百萬的大軍,旌旗相望,綿延千里,大有把東晉搗為粉末之勢。消息傳來,東晉朝野震動。
  當時手握軍政大權的謝安可指揮的只有8 萬人馬。在這大軍壓境,人心惶惶,勢如危卵的情勢下,謝安在幹什麼呢?誰也沒想到,他正一副悠閒的樣子,每天依舊下棋,遊山玩水。謝玄向謝安問計。謝安卻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只說了一句:「我早已安排好了。」謝玄以為謝安還會囑咐一些什麼,可是謝安卻命謝玄坐下,要和他下一盤棋,謝玄棋藝本來比謝安高,可是由於憂慮戰事而分心,他連輸三局。之後,謝安又命備車馬,與謝玄等諸位將領一同去山間的一間別墅,整整玩了一天才返回城裡。
  五州都督桓沖深為戰事憂愁,向謝安提出願派三千精騎入援。謝安態度明確地加以拒絕,告訴桓沖:「戰事朝廷已有安排,兵甲無缺,你應該原地留守,加強西線的防禦。」
  再說符堅到了壽陽,和先鋒符融登上壽陽城樓,遠望東晉的軍事設施。
  只見東晉軍隊排列整齊,精神煥發,鬥志昂揚,符堅眼前不知不覺的模糊起來,結果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當成了晉兵,回頭對符融說:「沒想到晉朝會有這麼多的勁兵。」但他仍然命令官兵把軍隊拉到淝水岸邊,作好交戰準備。
  謝玄派使者對符融說:「你們遠道而來,利於速戰,但你們逼近水濱妄營紮寨,這是持久戰的陣勢,而不是速決戰的陣勢。請你們把陣營向後撤退一下,在水邊騰出一塊空地作為戰場,讓我們晉軍渡過淝水,再與你們決一勝負。」符堅計劃把他的軍隊向後撒退一下,乘東晉軍渡河之際,派騎兵衝殺,心想這樣沒有不勝的。符融也覺得這是個好主意,於是下令向後撒。誰知這一撒,秦軍立刻大亂,謝玄乘機率晉軍渡過淝水,攻上岸來。符融來到陣前,想壓住陣腳,坐騎竟被亂兵撞倒,他自己也被攻上來的晉兵所殺。秦軍失去主帥,全線潰敗。晉軍乘勝追殺,秦軍自相踐踏,屍體蔽野塞川。
  前奏其他各路軍隊,聽說前鋒潰敗,都調頭逃跑,聽到風聲鶴唳,也疑心是追趕的晉軍來了,晝夜不息地逃奔,依附於前秦的各少數民族也紛紛叛離,因此秦軍損失十分之七八。符堅身中流矢,單騎落荒而逃。
  淝水一戰,晉軍大獲全勝。當捷報傳至謝安手中時,他正在與客人下棋,只平靜地看了一遍,就將其隨手放在了茶几上。客人知是前方送來的戰報,忙問是何消息,謝安只是淡淡地說:「孩子們終於將秦軍打敗了!」
  【經文】
  隋煬帝在東宮(版 權所 有https://FanYi.Cool 古文翻譯庫),嘗謂賀若粥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對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議曰:膽氣果敢,猛將也;淵而有謀,謀將也];韓擒虎是鬥將,非領將[議曰:奮捷矯悍,鬥將也;御軍齊肅,領將也];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議曰:領一偏師,所向無故,騎將也;包羅英雄,使群才各當其用,大將也]。」太子曰:「善。」
  【譯文】
  隋煬帝在東宮(版 權所 有https://FanYi.Cool 古文翻譯庫)做太子時,有一次問將軍賀若粥:「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都被譽為良將,該怎麼評價他們的優劣?」
  賀若粥回答說:「楊素是猛將,不是謀將[膽量過人,果斷勇敢是猛將;精通兵法,胸有謀略的才是謀將]。韓擒虎是鬥將,不是領將[鬥志沖天,行動敏捷,矯健驟悍的是鬥將;統帥軍隊紀律嚴明,軍容整齊,雄壯肅穆的才是領將]。史萬歲是騎將,不是大將[只能率領一支部隊,作戰所向無敵的是騎將;能聚集英雄豪傑,並使之人盡其才的才是大將。]
  隋煬帝心懷叵測地回答道:「說得好!」後來他一即位,對賀若粥非常猜忌,就藉故把他殺了。
  【經文】
  故自「六正」至於「問將」,皆人臣得失之效也。古語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擒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跡不等者,所任異也。是以鹹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而襄王得國。因斯而談,夫有國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綜人物,論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餘議,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聞。
  [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德也。]
  【譯文】
  我們從六種「正臣」研究到隋煬帝的「問將」,目的在於總結當官的人品、業績對國家興衰之影響的經驗。古人說:「大禹使夏朝興旺,桀王卻使之滅亡。成湯使商朝興旺,紂王卻使之滅亡。」闔廬使吳國戰無不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卻被越王勾踐俘虜,國破人亡。秦穆公使秦國顯赫於諸侯,得到了周王的封疆,秦二世卻遭受了怨聲載道的難民的洗劫。當皇帝的,名號、權勢雖然相同,然而功過、成敗卻各各不同,根本原因就在於用的人各各不同。正因為此,周成王即位時雖然還不過是一個襁褓中的孩子,由於有周公的輔佐,各國諸侯照樣要朝拜他;趙武靈王在五十歲上被公子成、太傅李兌圍困在沙丘宮,活活餓死,就是由於任用了李兌這樣的人;魏國因為有了公子魏無忌,被侵削的國土才一一收復;趙惠文王因為任命藺相如出使秦國,才使秦國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楚國因為有了申包胥去秦國哭了七天七夜,求到了救兵,才使被吳國打敗流亡他國的楚昭王回國復位;齊國因為有了田單用火牛陣打敗了燕國,才使齊襄王得到王位。
  總結這些歷史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得到了國家權力的君王,如果不能領導國家移風易俗,搞好思想道德的建設,網羅、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辨別正義和邪惡的得失,綜合吸取霸業和王業的經驗教訓,而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在歷史上還從未聽說有過這種先例。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根據一個人的才能授於他能勝任的職權,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