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論衡》83【論衡案書篇第八三】古文譯文

案書篇第八三

  
【題解】
  案書,就是評書。本篇列舉了從先秦到東漢的一些著作,粗略地分析了它們的優劣之處。評論涉及的是劉向的《七略》顧及不到的地方。從評論中可以看出,王充主張著書立說必須「得實」,而不應該「華虛夸誕,無審察之實」;必須有益於「富國豐民,強主弱敵」,而不應該「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必須揭露和解決矛盾,因為「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對「言非是偽」的東西,要「剖破渾沌,解決絲亂」,使「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而不應自相矛盾,兩說並傳,文意難曉。對古今作者和著作的評論,王充反對「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他認為,「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才有深淺,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凡是真知灼見,無論古今,都應肯定。「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今人同樣能進入聖賢之列。本篇所論的某些具體問題不一定正確,但他提出的如實評價作者和作品的主張,至今仍有可取之處。
  【原文】
  83·1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慾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註釋】
  右:尊崇,信奉。古代以右為尊。
  此文疑有誤。《日鈔》引作「自相乖反」。本書《薄葬篇》云:「墨家之議,自違其術。」關於這個問題,王充在本書《薄葬篇》中有詳細的評論。
  「審」字下疑脫「死」字。上文有「使鬼非死人之精」,正與此相應。有:疑當作「右」,形聲相近而誤。《薄葬篇》云:「雖右鬼,其何益哉?」語意正與此同。
  【譯文】
  儒家的創始人是孔子。墨家的開山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傳下來而墨家之法廢棄不用的原因,是因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張難從。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墨家主張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違背了實際情況,當然難以順從。矛盾到何種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變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會知道。現在墨家認為鬼確實是死人的精神變的,優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屍體,這是對死人的精神優厚而對死人的屍體薄待啊。薄厚不相稱,表裡不一致,那麼鬼就會生氣而降下災禍,即使尊崇精神變的鬼,鬼最終也會因為薄待了屍體而懷恨。人之常情是想往優厚而憎惡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樣如此。採用墨子的主張,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極少來而禍反而常來了。以一種情況來推論其它各種情況,墨家的主張,大都屬於此類自相矛盾的情況。所以墨家的主張廢棄而不流傳,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文】
  83·2《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11),條事是非(12),《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13),范叔章詘(14),《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15),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16)。《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17),《左氏》之外傳也(18)。《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19)。
  【註釋】
  《春秋左氏傳》出於孔壁,本書《佚文篇》說同,恐非事實。
  孝武皇帝:漢武帝。本書《正說篇》作「景帝時」。有關史書記載亦互有出入。穀梁寘(hi志):即穀梁赤。胡毋氏:胡毋是複姓,這裡指胡毋子都,漢景帝時,因精通《春秋公羊傳》,當過博士。《漢書·儒林傳》:「胡毋生,字子卿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
  《禮記》:是漢儒解釋《禮經》(即流傳至今的《儀禮》)的一部著作,因為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所以王充說它「造於孔子之堂」,有掌握孔子的思想已達到登堂入室地步的含意。二書:指《禮記》和《史記》。
  不相合:指與《禮記》、《史記》不相符合。
  諸家:指《左傳》之外的其他解釋《春秋》的各家。
  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左傳》杜預疏引《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裡。」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太平御覽》卷六一六引桓譚《新論》:「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誦讀。」
  光武皇帝:漢光武帝劉秀。
  (11)陳元:漢光武帝時曾任郎官。范叔:應為「范升」,下並同。范升:漢光武帝時曾任議郎,博士。陳元與范升議立《左氏》博士事,並見《後漢書》本傳。
  (12)事:這裡指立《左傳》博士一事。《左傳》只在西漢末和新莽時立過博士。新莽滅亡後,《左傳》博士也被廢除。漢光武帝,又議立《左傳》博士,陳元很贊成,而范升則極力反對,兩人接連上書朝廷,辯論是非。
  (13)訥:疑當作「納」,形近而誤。陳元言納:《後漢書·陳元傳》:「建武初,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詣闕上疏爭之。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事,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
  (14)詘:同「黜」。排斥,摒棄。
  (15)言多怪:指《左傳》中記有許多關於占卜、占夢的事。
  (16)返:疑當力「反」。涉違字而誤。不語怪力:見《論語·述而》,全文是「子不語怪、力、亂、神」。
  (17)《國語》:相傳為左丘明著的一部國別史,內容以記西週末年和春秋時期各國貴族官吏、政客的言論為主。
  (18)《左氏》之外傳:相傳《左傳》和《國語》都是左丘明所著,前者被認為是解釋儒家經書《春秋》的,所以又稱《春秋內傳》,後者被認為是補《左傳》之不足的,所以又稱《春秋外傳》。
  (19)實書:疑當作「寶書」,古稱良史為寶書。
  【譯文】
  《春秋左氏傳》,大約是出現於孔子住宅的牆壁中。漢武帝時,魯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來修建宮室,得到失傳的《春秋》三十篇,這就是《左氏傳》。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都講解《春秋》,各立門戶,自成一家,只有《左氏傳》比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禮記》出於孔子後學者之手,太史公是漢代通曉古今的人,左氏的說法與《禮記》和《史記》是相合的,而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的說法則與這兩部書不符合。再說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時代較遠,時代相距遠的不如近的,傳聞的不如親眼所見到的。劉子政欣賞《左氏》,他的童僕妻子都能誦讀《左傳》。漢光武帝的時候,陳元、范升接連不斷地上書,陳述立《左傳》博士一事的是非,於是《左傳》博士就設立了。不久范升由於犯罪而罷了官。陳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辯論是非,力量綽綽有餘。陳元的建議被採納,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傳》符合《春秋》的本意,這就很清楚了。《左傳》記了許多怪事,稍為與孔子「不談論怪異暴力」相違背。《呂氏春秋》也是這種情況。《國語》是《左氏傳》的外傳。《左氏傳》解釋《春秋》經,辭語還比較簡略,所以又選取《國語》的辭語去充實。這樣說來,《左傳》和《國語》是世間儒生的兩本寶貴的書籍。
  【原文】
  83·3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夸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強主弱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11),豈《蘇秦》商之所為邪(12)?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13),自黃帝轉相生(14),不更稟氣於天(15)。作《殷本紀》(16),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後稷之母姜嫄野出(17),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後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後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記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註釋】
  公孫龍(約前320~前240年):戰國後期名辯思想家(邏輯學家),字子秉,趙國人,比惠施稍後。曾說燕昭王、趙宣惠王偃兵,被平原君奉為上客,鼓吹「名辯」。在思維邏輯上,其基本命題為「別同異」,著眼於「別」而不在於「合」。從嚴格區別事物共性和個性出發,把「同」與「異」的矛盾絕對化。認為思維中的一切屬性可以脫離本質而存在,從而提出了「離堅白」、「白馬非馬」等命題。著有《公孫龍子》、《漢書·藝文志》著錄十四篇,宋代時已亡七八篇,今存六篇凡一千九百餘字。《堅白》:《公孫龍子》中的一篇。
  較:通「校」。考校,研討。
  三鄒衍: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當作「三鄒子」。三鄒子:指鄒忌,鄒衍、鄒奭,都是齊國人。鄒忌曾任齊威王的相,與鄒衍、鄒奭都是陰陽五行家。
  瀇(wǎng往)洋:汪洋。
  《耕戰》:指《商君書》中的《耕戰篇》,今傳本作《農戰》。
  《輕重》:指《管子》中的《輕重》甲乙等篇。
  鄒衍之書: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鄒衍的著作有《鄒子》、《鄒子終始》,今皆佚失。據文意,此文疑當作「與公孫龍、鄒衍之書不可並言,而太史公兩紀」。「公賞罰」為「公孫龍」之誤,又誤奪在「與」字上,脫「不可」二字。
  張儀:參見11·3注。蘇秦參見11·3注。
  各:疑當為「秦」之誤字。
  兩傳其文:指司馬遷在《史記》中保存了有關蘇秦之死的兩種說法。《蘇秦列傳》說蘇秦在齊當客卿,齊國大夫同他爭寵,派人把他刺死。《張儀列傳》說,蘇秦在齊做官,與燕國通謀破齊,事情敗露後,被齊王車裂而死。
  (11)東海:郡名,在今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張商:漢無張商補《史記》者,「張商」當作「馮商」。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續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又據《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記載,漢成帝時,有長安人馮商曾奉命續《史記》。據此,則當作「馮商」無疑。
  (12)《蘇秦》:指《史記》中的《蘇秦列傳》。
  (13)《三代世表》:《史記》中的一篇,記載從黃帝到西周厲王時代的世系。(14)轉相生:輾轉相生,一代生一代。
  (15)不更稟氣於天:意思是並非另外從天承受某種神怪之物的精氣而出生的。(16)《殷本紀》:《史記》中的一篇,記述商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17)《周本紀》:《史記》中的一篇,記述周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譯文】
  公孫龍寫《堅白》之論,剖析言辭,致力於語句的曲折,沒有在道理上進行探討,對於治國毫無益處。齊國有三鄒子的著作,內容似汪洋而無邊際,書中言辭少有證據,卻多有驚人耳目的言論。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誇張狂妄,沒有真實正確的驗證;浮華虛妄誇大荒誕,沒有詳細明察的內容。商鞅輔佐秦國,寫了《耕戰篇》;管仲輔佐齊國,寫了《輕重篇》。他們的著作有益於使老百姓富足使國家強盛,使君王自強敵人削弱,公孫龍與鄒衍的書不能與它們並稱,而太史公把它們一起記載下來,讓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從什麼。考察張儀和蘇秦處在同一時代,關於蘇秦的死,張儀本來是知道的。張儀瞭解蘇秦的情況很清楚,應該依照張儀的說法,來確定他死亡的真實情況,而《史記》的說法卻不明確,記載了有關蘇秦之死的兩種說法。東海郡的馮商也曾續寫《史記》,《蘇秦列傳》大概是馮商寫的吧?否則,為什麼兩種說法矛盾得那麼厲害呢?《三代世表》稱五帝、三王都是黃帝的子孫,從黃帝開始輾轉相生,並非是另外從天承受了某種精氣而出生的。寫《殷本紀》,說契的母親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產卵,契母吞下燕卵,於是生下了契。寫到《周本紀》說後稷的母親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腳印,踩了巨人的腳印就懷孕,生下了後稷。看《三代世表》,那麼與後稷,確是黃帝的子孫;讀殷、周《本紀》,那麼契與後稷卻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氣所生的。二者不能有兩種說法,而太史公卻一併記載不加以區別。考察帝王的妃子,不應該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說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腳印,這是違反了尊貴者應遵守的禮節,混淆了是非的說法。
  【原文】
  83·4《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採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11),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12)。獨為亢旱求福,不為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為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註釋】
  《新語》:參見39·8注。
  相被服:形容受影響之深,如被子、衣服貼在身上一樣。《資治通鑒》卷十八胡註:「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
  參貳:同「三二」。指可與經傳合成為三,或與其中之一合成為二,意思是可以與之並列。闕:通「缺」。
  參見本書《明雩篇》、《亂龍篇》。
  不夏效之祀:當作「夏效不祀」。夏郊:傳說夏代在祭天時以夏禹的父親鯀配祭,這種祭祀稱為「夏郊」。
  晉侯:指春秋時期晉國國君晉平公。據說有一次晉平公生病,子產認為是由於沒有祭祀鯀的緣故。後來按子產的主張祭祀了鯀,於是晉平公的病就好了。對此王充曾在本書《死偽篇》中進行過批駁。
  再:疑為「可」字之誤。
  亢陽:陽氣過盛,這裡指君王驕橫。
  復改:據本書《順鼓篇》「人君亢陽致旱」,當作「致旱」。
  (11)變復:災害消除,回得原狀。
  (12)王充在這裡的觀點,與《寒溫篇》、《譴告篇》、《治期篇》截然相反。
  【譯文】
  《新語》這部書是陸賈寫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響的著作,說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書中的言論可以採用施行,敘事流暢足以供人觀賞。鴻材大智之人的言論,可以與經傳並列,即使是古代聖人的言論,也不能對它有什麼超過和增加。陸賈的著作,不見遺散殘缺,而董仲舒說通過舉行雩祭可以感動上天,堆制土龍可以招致降雨,讓人很難理解。旱災到來就舉行雩祭,而郊祭時不以鯀配祭,難道這是晉侯的過失嗎?這是由於政治偏離了正道,導致陰陽之氣不調和。晉國廢除了郊祭時對鯀的祭祀,晉侯因此病重臥床不起,採用了鄭子產的主張,祭祀了鯀,晉侯的病就好了。如果確實沒有舉行雩祭,沒有堆制土龍,讓晉侯遭禍,這樣說是可以的。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災,就應該用改善政治的辦法來使旱災消除。政治上失誤,又去舉行雩祭,堆制土龍,有什麼益處呢?《春秋》公羊氏的說法是:「君王行為驕橫,就足以招致旱災。」陰陽之氣相混雜,旱澇災禍交替發生,天道本來就是如此的,為什麼要去舉行雩祭、設制土龍呢?是因為舉行雩祭神高興嗎?有時候雖然下了雨,然而酷熱的天氣並沒有改變,旱災沒有消除,舉行雩祭能消除旱災回復原狀的道理,又如何運用呢?況且天氣的寒溫與旱澇災害相同,都是由於政治所引起的,其罪過在於人。唯獨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為寒溫求神保祐,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如果應當報答寒溫的恩德而又去舉行祭祀,那麼也應該用舉行雩祭、設制土龍的辦法來改變天氣的寒溫了。高才博學的人,對雩祭可以感天,土龍可以致雨這兩種觀點請姑且存疑吧。
  【原文】
  83·5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11)。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12),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13),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14),必將有義,未可怪也(15)。
  【註釋】
  諸子:《法言·君子篇》:「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
  河漢:黃河、漢水。這裡用以形容司馬遷和揚雄的學問博大淵深。
  涇渭:涇河、渭河。這裡用以比喻其他人不如司馬遷和揚雄。
  北:當作「比」,形近而誤。三:據文意當作「二」。以董仲舒比方子長、子雲二人,不當言三家。
  董仲舒亂我書:據說這是孔子臨死時留下的遺言,其實完全是後人的捏造。參見《實知篇》,王充在該篇中力斥此語之妄。
  二語:指「煩亂」和「整理」兩種說法。
  及:據文意,當作「僅」,形近而誤。
  師摯:春秋時魯國的樂師,名摯。始:樂曲的開端,序曲,一般由樂師演奏。《關雎(jū居)》:《詩經》中的第一首詩。亂:樂曲的結尾一段,一般是合奏。《論語·駢枝》:「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
  洋洋:形容樂音豐富優美。引文見《論語·泰伯》。
  (11)於:於字無義,當作「終」,手書形近而誤。
  (12)皮:指班叔皮,即班彪。參見39·12注。
  (13)有「亂曰」章:先秦兩漢辭賦,最後一章常用「亂曰」兩字開始。《離騷》「亂曰」,王註:「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旨,總撮其要也。」《魯語》亦以《商頌·那篇》之卒章為「亂」。韋註:「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王充訓「亂」為「終」,與王逸注異。
  (14)始:據章錄楊校宋本,當作「治」。
  (15)王充對雩祭和設土龍的看法,參見《明雩篇》、《亂龍篇》。
  【譯文】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認為超過了諸子。漢代寫書的人很多,司馬遷、揚雄如黃河漢水一樣博大淵深,其餘的人不過像涇河渭河一樣。然而司馬遷很少有主觀臆斷的解釋,揚雄沒有庸俗的評論。董仲舒說道論述很傑出,比起司馬遷、揚雄二人來他更為高明。讖書上說「董仲舒整理發揮我的著述」,這大概是孔子說的。讀讖書的人有認為「亂我書」的意思,是弄亂孔子的著述;有認為「亂」的意思,是整理,整理孔子的著述。同是一個「亂」字,整理與異亂兩種含意,相差得太遠了。然而讀讖書的人用心各不相同,不明瞭根本的事實,所以就解釋錯了。說董仲舒「煩亂孔子之書」,這句話是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說董仲舒「理孔子之書」,這句話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在孔聖人門下,弄亂或整理孔子的書,司馬遷和揚雄沒有這種說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誠實,瞭解事物違反了實情,兩種說法游移不定,翻來覆去不安穩。考察董仲舒所寫的書,沒有違背儒家的規範,沒有違反孔子的原意。那些說「煩亂孔子之書」的人,是錯的;孔子的書沒有弄亂,那些說「理孔子之書」的人、也是錯的。孔子說:「在師摯開始演奏的時候,在結尾演奏《關雎》的時候,耳裡充滿了豐富優美的音樂。」所謂「亂」,其實是指總結孔子的言論。孔子生在周代,開創了儒家學說;董仲舒生在漢代,總結了孔子之後的儒家學說,把道理都說盡了。班彪續寫《太史公書》,大約就是這個含意;賦頌的篇末有「亂曰」這一章,大約就是這類情況。孔子學說的全貌,是經過董仲舒的闡述而最後確定下來的,因此,董仲舒所說的搞雩祭設土龍,一定有它的道理,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原文】
  83·6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眾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並記,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11),解決亂絲(12),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13)」。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14);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註釋】
  引文見《孟子·滕文公上》。
  步:慢走。騶(hou宙):通「驟」。快跑。
  世疑:指沒有定論的疑難問題。
  有人於此:暗指王充本人。
  騄(lu路):騄耳,一種千里馬。
  《四難》:指《韓非子》中的《難一》、《難二》、《難三》、《難四》四篇文章。桓寬:字次公,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西)人。自幼研究《春秋公羊傳》,漢宣帝時被推舉為郎,後任廬江(郡名,今安徽廬江西南)太守丞。學識淵博,善文章,曾根據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鹽鐵會議的記錄,把雙方互相責難的問題,補充、加工、整理,再用對話體形式編撰成《鹽鐵論》六十篇。
  卿:指漢代中央主管司法的高級官吏「廷尉」。
  全:通「詮」。訂正。
  據本書《薄葬篇》「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宜」當作「肯」。
  (11)渾沌:形容糊塗不明的事物。
  (12)亂絲:比喻雜亂無章的事物。
  (13)引文參見《說苑·至公》。
  (14)此句有誤,以下句例之,文句當為「則明其善以義其行」。
  【譯文】
  顏淵說:「舜是什麼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顏淵唯獨仰慕舜,是因為自己的步調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記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談論道德政治,值得讚美。考訂世間之事,論說社會上的疑難,沒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達到的,而桓君山的論述就很難趕得上。驥與一般的馬足跡絕不相同,然而有些馬還是能趕上千里馬的。這裡有一種馬,足能行千里,終究不能稱為千里馬,是因它與驥的毛色不同。這裡有一種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論述可與桓君山並列,始終與二人不相稱,是因為姓名與他們不同。所以一般的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驥或騄,人們期望賢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桓君山的論述很難趕得上。兩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們的利與鈍;兩種論點交鋒,就能看出它們的是與非。所以韓非的《四難》,桓寬的《鹽鐵論》,是桓君山《新論》一類的書。社會上有人產生疑惑,說了錯話而肯定了虛假的東西,論述者給予核實訂正,所以是很難辦的。卿判決案件,獄吏斷定疑案,是非無法決斷,曲直無法分清,世人必然會認為卿和獄吏不稱職。至於論述,不致力於訂正疑惑,兩種說法一併記載,不肯作出明確的結論,與能夠剖析糊塗不明的事理,解決雜亂無章的事情,使言論沒有不可知的,文章沒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極小的善事,貶斥細微的惡行」。可褒獎的人,就宣揚他的美德稱讚他的善行;可貶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惡譏刺他的醜行。《新論》的道理,與《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原文】
  83·7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鹹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攻、楊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迥、顏方,今尚書郎班固(11),蘭台令楊終、傅毅之徒(12),雖無篇章(13),賦頌記奏,文辭斐炳(14),賦象屈原、賈生(15),奏象唐林、谷永(16),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17)。非、私同門(18),雲、鋪共朝,睹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19),實事貪善(20),不遠為術並肩以跡相輕(21),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22),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23)。《六略》之錄萬三千篇(24),雖不盡見,指趣可知(25),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註釋】
  東番:地名,境域不詳。鄒伯奇:東漢人,生卒事跡不詳。臨淮:郡名,在今江蘇北部,安徽東北角。袁太伯:人名:生卒事跡不詳。袁文術:《江南通志》云:「《越絕書·外傳記》卷末有隱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為米,覆之以庚。』為『袁康』二字。書為袁康作也。康,臨淮人,字文術,或曰字文伯。其書有《經》,子貢作;有《內經》,吳平作;其《外傳》與《記》,乃袁康為之。」袁文術名康,未知何據。會稽:郡名,東漢前期在今江蘇南部、浙江和福建。吳君高:參見16·9注。周長生:參見39·9注。
  囊橐(tuo馱):兩種口袋的名稱。大者長囊,小者稱橐。能知之囊橐:形容才智博大精深。《元思》:書名,已佚。
  童:當作「章」,形近而誤。《易章句》:書名,已佚。
  《鹹銘》:書名,已佚。
  《越紐錄》:即今《越絕書》,袁康與吳君高合著。原書二十五卷,現存十五卷。記吳越二國史地及伍子胥、子貢、范蠡、文種、計倪等人的活動。多采傳聞異說,與《吳越春秋》所記相出入。《洞歷》:書名,已佚。
  攻:當作「政」,形近而誤。
  善:當作「蓋」,形近而誤。
  廣陵:郡名,在今江蘇北部。陳子迥、顏方:王充同時代人,生卒事跡不詳。《揚州府志》:「陳子迥、顏方,皆廣陵人,與王充同時。」
  (11)尚書郎:東漢皇帝秘書機構尚書台中擔任處理具體事務的官吏。
  (12)蘭台:漢代宮中藏書的地方,它的長官稱「蘭台令」。據《後漢書》楊終、傅毅本傳兩人均未當過蘭台令,疑「令」字下脫「史」字。「蘭台令史」是蘭台令的屬員,整理圖書的官吏。楊終:參見38·16注
  (13)篇章:指大部頭著作。按;王充與班固同時,班固著有《漢書》,王充寫本篇時可能尚未見到,所以如此說。
  (14)斐炳:很有文采的樣子。
  (15)屈原:參見2·3注(15)。賈生:參見3·4注。
  (16)唐林:唐子高。參見37·4注。谷永:谷子雲。參見37·4注(17)侯鋪子:侯芭,字鋪子,揚雄的弟子,從揚雄習《太玄》、《法言》。(18)私:據遞修本當作「斯」。同門:韓非、李斯俱受業荀卿。
  (19)此句意為:不根據作品產生的時代早晚而改變評價的標準。
  (20)貪:仰慕不已。
  (21)此句有衍誤。「遠」字、「術」字衍,當刪。
  (22)《離騷》:春秋時楚國詩人屈原的代表作,後人尊它為《離騷經》。僅《離騷》之經:揚雄寫文章吊屈原,往往喜歡採用《離騷》中的話,反其意而用之,取名《反離騷》。參見《漢書·揚雄傳》。
  (23)以上兩句文有脫誤,大意是:一篇作品往往因為被駁難,反而使它更突出。
  (24)《六略》:指西漢末年劉歆根據漢代國家藏書編成的目錄《七略》。全書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七個部分,其中「輯略。是總論。原書雖已失傳,但除「輯略」外,基本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中,共著錄書籍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劉盼遂認為有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卷。
  (25)指:通「旨」。
  【譯文】
  社會習慣喜好珍貴古代而不重視現代,認為現代的書不如古代的書。實際上古代現代是一樣的,著書人的才能有高有低,言論有對有錯,不分好壞而只是珍貴古代的書,這就是說古人比今人賢明。考察東番的鄒伯奇、臨淮的袁太伯和袁文術、會稽的吳君高和周長生這些人,地位雖然達不到公卿那麼高,但確是才智博大精深,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看鄒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術的《鹹銘》、吳君高的《越紐錄》、周長生的《洞歷》等書,連劉子政、揚雄也不能超過他們。人的才智有淺有深,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這是不分新舊的。廣陵的陳子迥和顏方,當今的尚書郎班固,蘭台令史楊終、傅毅這些人,雖然沒有大部頭著作,但他們寫的賦頌記奏,言辭極有文采,賦就同屈原、賈誼的一樣,奏就同唐林、谷永的一樣,把它們放在一起來比較長處,其優美程度是一樣的。當今他們沒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後,他們就是劉子政和揚子雲一類的人物了。韓非寫的書,李斯引用來議論事理;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著就宣揚它。韓非與李斯同在一個老師門下,揚子雲和侯鋪子共在一個朝代,親眼目睹奇異之書,不根據作品的年代而改變評價標準,實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為是同時代的人就認為經歷平凡而瞧不起,喜愛奇特的書沒有止境,所以奇特的書名聲久傳不絕。揚子雲反其意而用《離騷》中的話,並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於被非難,反而使它更加突出。《六略》著錄有一萬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見到,其宗旨還是大體可以知道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進行考訂並加以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