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或出處：司馬遷
古文《太史公自序》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太史公自序》現代文全文翻譯：
太史公說：「先人有過這樣的話：『從周公死後五百年而誕生了孔子，孔子死後至今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繼承聖明時代的事業而訂正《易傳》，續寫《春秋》，探求《詩》，《書》、《禮》、《樂》之間的淵源呢？』他的意思是完成這一事業當在此時嗎？當在此時嗎？我怎麼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當初孔子為什麼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說：『周朝的政治衰落廢弛，孔子做魯國的司寇，諸侯陷害他，大夫們掩蔽他的賢能。孔子知道他的話不被人採納，政治主張無法推行，便通過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的大事，作為天下人行動的標準，譏評天子，斥責諸侯，聲討大夫，以此來通達和闡明王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將我的褒貶態度作為空話而記載下來，不如表現在具體事件中更為深刻切理，鮮明曉暢。』《春秋》，上則闡明三王的道理，下則分辨人世各種事體的準則。辨別疑惑難明的事物，弄清是非的界限，確定猶豫不決的問題，表揚良善，批評邪惡，尊重賢才，鄙薄不肖，恢復已經滅亡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的世系，補救弊端，振興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中的重要內容。《易》是顯示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所以長於變化；《禮》是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所以長於引導人們的行為；《書》是記載先王事跡的，所以長於指導政事；《詩》記述山川、豁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長於教化；《樂》是音樂的依據，所以長於調和人們性情；《春秋》明辯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禮》用來節制人們言行，《樂》用來激發和樂的情感，《書》是用來指導政事，《詩》用來表達情意，《易》用來說明變化，《春秋》用來解釋義理。撥正亂世，使它歸於正軌，沒有比《春秋》更為切近了。《春秋》的文字有幾萬，所要說明的意旨有幾千條，萬物的分離與聚合，都在《春秋》裡面。《春秋》之中，記載臣下殺死君主的有三十六起，國家被消滅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出奔逃而不能保住自己封國的不計其數。考察他們之所以這樣的原委，都是因為丟掉了根本啊。」
「所以《易》說『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因此說，『臣子殺國君，兒子殺父親，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它的由來是很久遠的了。』所以，享有國土的君王不能不懂得《春秋》，否則，前有讒臣卻不見，後有國賊而不知。作人臣的不能不懂得《春秋》，否則，做了正當的事卻不知道是否合適，遇到變故又不懂得變通。作國君或作父親的如果不通曉《春秋》的要義，一定會蒙受首惡的名聲；作臣予或作兒子的如果不通曉《春秋》的要義，一定會陷入到篡位、弒父的法網中而落得該死的罪名。他們的本心都還以為是在按規矩辦好事的，只是做了以後並不懂得其中真正的義理，受到憑空加給的流言蜚語而不敢辯駁。不通曉禮義的要旨，就會出現做國君的不像個國君，當臣子的不像個臣子，作父親的不像個父親，為兒子的不像個兒子。做閏君的不像國君，就會被侵犯；當臣子的不像個臣子，就會獲罪被殺；作父親的不像個父親，就沒有道德倫理；為兒於的不像個兒子，就會不孝。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過失啊。以天下最大的過失加在他們身上，當然只好接受而不敢抗辭。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根本法則！禮，在壞事發生前就加以禁止，法，在壞事發生後才加以施行；法的作用是比較容易看見的，而禮對人們的約束作用卻難於被人們所理解。」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候，上沒有聖明的君主，下不被信用，所以寫作《春秋》，留傳空文來評斷禮義，當作帝王的大法。現在，先生您上逢聖明天子，下有官守職位，萬事都已具備，各自按著適當的程序進行，先生，您所論述的，是為了說明什麼道理呢？」
太史公說：「哦，哦，不，不，不是這樣。我從先父那兒聽說過：『伏羲氏是最為純樸厚道的，作了《易》的八卦。堯、舜二帝的盛德，《尚書》記載下來，禮、樂也就興起了。湯、武時代的興隆，詩人歌頌它。《春秋》表彰善事，貶斥邪惡，推崇三代的德政，褒揚周王朝，並不只是諷刺譏笑而已。』漢朝建立以來，到了當今聖明天子在位，得到了上天的祥瑞，到泰山舉行過封禪大典，更改了正朔曆法，變換了車馬服色，承受天命，德澤無窮無盡，海外不同風俗的國家，經過重複翻譯，叩開關門請求貢獻物品和朝見的，說也說不完。臣下百官極力稱誦聖主的明德，仍然不能盡情表達自己的心情。況且，士人中的賢能者不被信用，那是國君的恥辱，人主明聖，但德行得不到宣揚，這是官吏們的過失啊。而且，我曾經職掌太史令之官，如果廢棄英明、聖智、盛德而不予記載，磨滅功臣、貴族、賢大夫的業績而不予敘述，丟棄先父所告誡的話，這樣，罪過就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只是整理、統一他們的世系傳記，並不是所謂創作，而您將這件事同孔子作《春秋》相比，未免言之差矣！」
於是我評論編次了這些文章。經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蒙受禍患，被拘禁在監牢之中。於是喟然長歎道：「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遭到摧殘，再沒有什麼用處了！」我又轉而深思：《詩》、《書》辭意隱曲，文字簡約，是想表達作者內心的思考的。從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於是演繹了《周易》；孔子被困於陳、蔡，於是寫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著述了《離騷》；左丘眼睛失明，才寫了《國語》；孫臏被剔去膝蓋骨，就研究兵法；呂不韋被放逐到蜀地，世上流傳他的《呂氏春秋》；韓非被關在秦國的牢裡，著述《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賢人聖人感情憤發而寫作的。這說明，那些人都是感情有所鬱積，不能實現自己的主張，所以追記往事，思念未來。於是我從黃帝開始直到漢武帝獵獲白麟的時候為止，敘述了陶唐以來的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