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謀略奇書《反經》(《長短經》)13【反經反經】原文及翻譯

反經十三

  
是非、善惡在特定的時空內,是有標準的。然而,時空越大,其標準就越模糊。大到整個宇宙,長到幾萬年,就無是非,無善惡了,因為整個時空只有一個最高的法則——陰陽反正。可是有限的人生總想永遠處在最佳狀態,即所謂「人不要老,錢不要少」。這裡就告訴你一個秘訣:「欲窮不得、欲達不衰、欲貴不賤」的奧妙。
  【經文】
  [議曰:理國之要,以仁義賞罰,此其大略也。然而用失其宜,反以為害。
  故著「反經」一章以明之也。]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跡,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
  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議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不得過所愛者,惡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惡之也。]
  【譯文】
  [在討論治國之道時,人們歷來認為仁義、賞罰是治國的總綱,是基本國策。然而,如果仁義、賞罰的方法使用不當,反而於國於民有害。因此特別撰寫了「反經」這一章來說明這個問題。]
  我聽說夏、商、週三個朝代之所以消亡,並不是因為三代的法規制度過時了,而是因為執政的人不是合適的人選。這證明所謂法制,亦即前代聖君的主張、路線,如果沒有合適的人選,就不會憑空得以貫徹實行。所以戰國時的尹文子說:「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這八種政治措施,是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
  [仁愛這種政治主張,本來是要普遍地、一視同仁地愛全國的民眾,可是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會生出偏心來,鼓勵了某些人的私慾。這就是仁愛的流弊。
  《禮記》中講過:從原則上講,給某一家的獎勵、優待不應該普及於全國。
  在國家機關服務的人,做官當領導,不應該假借公家的名譽為自己撈好處。
  孔子說:「做皇帝的愛天下老百姓,各地諸侯愛自己境內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過自己的範圍去愛人家的人。」所以要有這樣一種規範,目的就在於反對私人恩惠的出現。由此可知,作為一個賢明的國王,特別憎惡那種假公濟私、收買人心的行為。]
  【經文】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反義也。議曰:忘身殉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此正義也。若趙之虞卿,棄相捐君,以周魏齊之危。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廢,故毛公數無忌曰:「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得。」凡此之類,皆華偽者。]
  【譯文】
  節義這種品操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個德行的標準,結果成了某些人譁眾取寵、背棄大節的借民走向了節義的反面。[犧牲性命以殉國難,面對國之存亡與生死抉擇而志不可奪,這才是真正的大義。假如象趙國宰相虞卿那樣,宰相不做,偷偷逃離趙王,來幫貧賤時的朋友魏齊逃難;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無忌那樣,偷了國家的兵符,假借國王的命令出動三軍,幫助趙國的平原君打退了敵人,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們卻都背棄了國家利益。朋友之間的情義是成全了,但是忠於職守、克己奉公的大節卻廢棄了,所以趙國隱士毛公責備魏元忌說:「這樣做,對趙國雖然有功,對魏國卻有害無益。」
  舉凡這一類事情,都不過是為了私人情義給自己貼金罷了。]
  【經文】
  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情慢——[反禮也。議曰:漢時欲定禮,文帝曰:「繁禮飾貌,無益於札,躬化為可耳。」故罷之。郭嘉謂曹公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者也。」夫節苦難貞,故生情慢也。]
  【譯文】
  禮儀規矩的建立,是為了讓人們的言行恭敬嚴謹,但是懶惰和散漫也會同時產生,結果走向了「禮」的反面。[漢文帝的時候,有人建議制定禮儀法規,文帝說:「繁文縟節的禮儀,矯柔虛假的形象,對真正的文明禮貌沒有好處,以身作則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於是下令不再談這個問題。郭嘉曾經對曹操講過:「袁紹繁瑣的儀式和禮節太多,不像曹公你這樣直截了當,本色自然,這就從道義上勝過了他啊!」這就說明,遵守繁瑣的禮節到了讓人叫苦不跌的地步,真正做到就很難了,於是人們只好逃避、偷懶。]
  【經文】
  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樂也。《樂》書曰:「鄭衛之者,亂代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故嚴安曰:「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彩,教失而偽。偽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譯文】
  文學藝術,本來是陶治性情,柔和心靈的好東西,但是也會叫人淫佚放浪。[這就是樂的流弊。論述音樂的《樂記》指出:「鄭國、衛國的音樂,是亂世的音樂,是男女偷情的音樂,是亡國的音樂。」所以嚴安說:「美人佳麗,珍奇怪誕,固然好聽,好看,但淫佚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適了,就會滑向墮落;娛樂太過分了,就會出現荒淫;文明禮尚太過分了,只圖形式華麗的東西就氾濫了;對教養學識要求過頭了,假冒偽劣的貨色就會多起來。『偽、彩、淫、泰』這些反面的東西,是決不能拿來規範人的。」]
  【經文】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議曰: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聖人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彰有德。然漢高見秦皇威儀之盛,乃歎日:「大丈夫當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經》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信矣哉!]
  【譯文】
  名位等級的設立,目的是為了對身份的高低有個明確的劃分,但是驕慢、篡奪的野心也就因此而產生了。[這就是等級制度的負作用。人們議論說:古代官位不同,待遇級別也不同,所以德高望重的人制定出明確的有關地位、待遇的制度,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對乘什麼車,穿什麼顏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規定,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然而當劉邦看到秦始皇的儀仗、車輦那麼威風後,就感歎道:「大丈夫就應當這樣!」項羽更直截了當地起了「吾當取而代之!」的念頭。所以老子說:「禮儀這個東西,是因為忠信觀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導叛亂的開始。」這話說得一點不錯。
  【經文】
  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議曰:《道德經》云: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賈誼云:「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
  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乖分也。」]
  【譯文】
  建立法製法規,是為了使人們的行為有準則,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來很好,但想不到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有人偏偏會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好大惡的事來。[這就是法制的負作用。《道德經》早就講過,法令越多越明確,犯法的人也越多。賈誼也說過:「法令的條款和運用是有章可循、顯而易見的,然而法令以外屬於倫理道德範圍的準則對人的作用,就極難辯別衡量了。」又說:「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壞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壞事又不觸犯法規,法律也拿他沒辦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險譎詐之徒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就是『乖分』的意思。」]
  【經文】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反賞也。]
  【譯文】
  刑罰的運用,本來是要威攝,懲罰那些犯法的人,但是執法的人,會出於種種目的濫用刑法或者來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會使自己喪失人性,有時也會放過真正的罪犯,製造冤假錯案。[這就是刑的反作用。]
  獎賞的運用,本來是為了勸勉人忠心效力,盡展其能,但是也會出現卑鄙的競爭。為了爭功邀賞,或由於賞罰不公而鬧出許多鄙俗的事情。[這就是賞的反作用。]
  【經文】
  《文子》曰:「聖人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
  及其衰也,為好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反書也。
  《文子》曰:「察於刀筆之跡者,即不知理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即不知廟勝之權。」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家,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坡。」生不佈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而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由此言之,詩禮乃盜資也。]
  【譯文】
  老子的學生文子說:「古代有大本領的人創造出文字來,為的是指導民眾,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變得聰明起來,使聰明的人學識淵博。
  可是事與願違,等到文化知識有了進一步發展,有學識的人卻變得更壞了,他們把學到的文化知識作為自己為非作歹、作奸犯料的工具;為有罪的人辯護,冤殺無辜的人。」[這就是文字、學問的反作用。
  文子又說:「看耍筆桿子的那些人的行徑,就知道他們並不懂安邦治國的本事,就像習慣於行軍打仗的並不懂整個國家的施政方略一樣。」
  莊子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他說:「讀書人都是在盜墓賊,只不過他們偷的不是財物,而是文化罷了。有一回一個大知識分子帶小知識分子去盜墓,大的問小的:『天快亮了,你挖的怎麼樣,有些什麼東西?』小的說:『死人已經挖到了,還沒有脫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顆寶珠。』大知識分子一聽說死人口中有寶珠,就說:「一定要把這寶珠挖出來。
  《詩經》上說:綠油油的麥子,生長在山坡上,熟了以後給人吃。墳墓裡的這傢伙生前吝嗇的很,一肚子學問不告訴人,死了還含在嘴裡不說。快把它拿出來!不過,小子,你可得小心,你先把他的頭髮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鬍鬚,用椎子敲他的兩頰,慢慢撬開他的牙關,千萬別損壞了寶珠!』」
  從這個故事的寓意不難看出,文化知識實是招引盜賊的財富。]
  【經文】
  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人時。——[反囿也。
  齊宣王見文王囿大,人以為小,問於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楚靈為章華之台,伍舉諫曰:「夫先王之為台樹也,樹不過講軍實,台不過望氛祥。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妨事務。夫為台榭,將以教人利也,不聞其以匱乏也。」]
  【譯文】
  至於國家建築林園,那是為了使祖宗的靈位有個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祠。
  平時則可以搞軍事訓練,以防意外變故。到了國力鼎盛的時候,林園便喪失了原來的意義,變成了馳騁犬軍來打獵的場所,結果勞民傷財,貽誤農時。[建築林園便成了違背本意的事情。孟子講的故事就說明了這個道理。齊宣王見周文王的御花園很大,而老百姓以為很小,就問盂子這是怎麼回事。孟子說:
  「周文王的花園方圓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進去,山雞野兔也可以進去,與民同樂,與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聽說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園,方圓四十里,老百姓如果進去打獵殺了一隻小鹿,你也要抓起來以殺人罪論處,所以老百姓議論你修這麼大的花園太奢侈了,這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楚靈王修了章華台,伍子胥的祖父伍舉提出反對意見說:「我們祖先搞大型建築,修亭台樓閣,是為了訓練三軍,觀察氣象。
  國家搞這樣的建築,要遵循四個原則,一不侵佔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響國家的財政;三不因用工而影響公家和私人的正常業務;四不在農忙時期動工。
  所以國家的大型建築,是讓國家和人民得到好處,這樣的建築,就不會使國家出現財政匱乏的問題。」]
  【經文】
  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人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年相舉,奸人在位,賢者隱處。——[反賢也。
  太公謂文王曰:「君好聽世俗之所舉者,或以非賢為賢,或以非智為智。
  君以世俗之所舉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是以世亂愈甚。」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
  「將相分職,而君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則得賢之道。」
  古語曰:「重朋黨則蔽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也。」]
  【譯文】
  崇尚、重用人才的政策,是為了提高全社會的文化教育,人人都奉公守法,從善如流,有道德有覺悟的人從事領導工作,有才能有經驗的人管理各行各業,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豐富了,給全社會帶來幸福樣和,舉國上下就會感懷這種政治的恩德。到了這種政治被敗壞以後,好人和壞人往往要結為同黨來爭權奪利,黨同伐異,趨炎赴勢,狼狽為奸,各自推舉圈子裡的人,把國家、人民的利益置於腦後,苦心經營小集團的勢力,內外勾結把私黨裡的人安插到各個領導崗位上。最後,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兇利用,操縱權柄,竊國篡權,真正有賢德的人就會或被冤殺,或被迫退隱。[尚賢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鑒於此,姜太公對周文王說:「你如果完全聽任社會一般人的推薦,社會上說張三是聖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為真,那就壞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說好說壞都沒個准,老百姓有時很盲從,他們所說的聖人,也許是個奸雄,因為社會關係多,眾人把他塑造成聖人的樣子;他們所說的天才,也許是個騙子,私黨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樣子。你如果根據社會輿論,把世俗群眾推舉的當作有賢德的人,把世俗群眾低毀的當作壞人,那麼朋黨多的人就會上台,朋黨少的人就會被排擠,於是結成死黨,蒙蔽群眾的人就會利用時機,打擊、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會越來越亂。」
  文王問道:「那該怎麼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賢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職權要分明。國王要出以公心,按職務、按國事的需要提撥人才,實事求是,不講人情,選撥優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績、才能。這才是獲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說得好:把私營山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領導人就會被蒙蔽;爭名於朝、奪利於市就會傷天害理,出賣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損害國家、人民的利益,破壞領導者的形象,喪失威信。]
  【經文】
  《韓詩外傳》曰:「夫士有五反,有勢尊貴不以愛人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反貴也。古語曰:「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貴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達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反富也。]
  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鬥。——[反勇也。凡將帥輕去就者,不可使鎮邊,使仁德守之則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計教,而反以事奸飾非。——[反智慧也。《說苑》曰:「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
  貌美好不以統朝蒞人,而反以盅女從欲。——[反貌也。
  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
  【譯文】
  《韓詩外傳》說:「古代的士大夫在貴、富、勇、智、貌五種素質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勢力,地位也尊貴了以後,本來應該愛護別人,愛護朋友,行俠仗義,通情達理,實際上恰恰相反,出身貧賤的一旦發跡後,一闊臉就變,變的不近情理,不行仁義,飛揚跋扈,殘暴不仁。」[這就是尊貴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貧賤時的品德不變,那就非常難能可貴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種說法:發了財後能讓別人也發財的,想窮也窮不了;當了官後能讓別人也當官的,想下也下不來;交了好運後能讓別人也交好運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寧波四明山歸隱成仙的梅福把這一哲理總結為:「成就別人的實質上是成就自己,擋別人路的最後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後,本應周濟貧困,扶危急難,可是有的富貴之家,不但不幫助窮人,投資社會福利、社會公益事業,廣積功德,反而驕侈淫俠,揮霍無度,最後難免落個錢財散盡,家業凋零的下場。[這就是說,財富會走向它的反面。]
  仗著自己年輕力壯,勇猛驃悍,不是去保家衛國,而是好勇鬥狠,欺負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結成流氓團伙,聚眾毆鬥。[這樣,勇武就走向了反面,於社會有害了。把這個道理用到治國安邦讓,執政者不應當讓那些好戰的將帥去鎮守邊疆,以免輕率地發動戰爭;而應當讓仁愛寬厚的儒將或文臣守衛邊疆,這樣國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來幹正事,做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事,而是使奸作詐,顛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說苑》說:「君子也用權謀,但是為了做正義的事;小人也用權謀,但是為了幹壞事。」]
  容貌姣美,風度翩翩的本來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樹立形象、講究禮儀的場合如公關、外交之類的地方,是很恰當的,但是如果憑臉蛋漂亮去亂搞男女關係,去行淫縱慾,[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個有教養的人如果使這五種優勢走向反面,那就喪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種原本美好的素質。]
  【經文】
  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反明罰也。]明察則人攏,人擾則人徙,人徙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反明察也。太公曰:
  「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惡;不知所歸,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
  晉劉頌曰:「凡監司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所固不許在不犯之地,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以治而亂也。」]
  【譯文】
  姜太公說:「刑罰太嚴明,國人就會被弄得戰戰兢兢,提心吊膽,人整天處在這種狀態就會生出變故,反而要出亂子。[這就是明罰的反作用。]什麼事都看得那麼清楚,人就覺得騷擾不安,為了逃避騷擾,大家就要遷移,不再安居原地了,這樣容易發生動亂。」[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還說:
  「一有貢獻就獎賞,動不動獎賞,容易誘發不滿足的心理,不滿足就滋長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這就是明賞的反作用。賢明的國王統治管理一個國家,不大去注意臣民愛好什麼,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討厭什麼;不大去注意為什麼要來歸順他,而更注意為什麼要離開他。這樣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靜靜、太太平平地過日子。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晉朝的名臣劉頌說:「政府中負責監督稽查的官員,為什麼要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對於細小的違紀現象不大過問呢?因為微不足道的過失、缺點,偶然的遺忘、疏忽,這是人之常情,在所難免,不應當將這類過錯劃人違紀犯法之列而統統繩之以法,否則的話,朝野上下,就沒有一個站得住腳的人了。這樣做的結果,看上去是求治,實際上是製造動亂。」]
  【經文】
  晏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妒。」——[反忠孝也。《呂氏春秋》曰:「夫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婦擅夫,眾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而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輳,莫得專君焉。]
  【譯文】
  齊國的名相晏嬰說:一個好的臣子,固然應對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過分了,就變成專權,那就不是忠了;當兒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個人的孝順,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愛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還有二房小妾(這是針對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獨專其房,醋勁太大不能容納別人,很可能導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過分了,也會引起反撣。
  《呂氏春秋》說:陰陽調和滋養萬物,香花毒草,一視同仁。甘露雨水,普澤天下,東西南北,不遺一隅。一國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醜,平等對待。戰國時的法家、韓國的申不害說過:一個女人獨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搗亂;一個大臣獨攬大權,其他臣子的積極性就會被壓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強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權力慾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國。有鑒於此,一個高明的領導人,對於部下,決不偏聽偏信,也不專權重用某個人,而是同心協力,各盡其能。就像車輪上的根根輻條一樣,不讓其中的某一根單獨起作用。就樣就不會發生一人專權的現象了。]
  【經文】
  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
  「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吳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眾好勇,以喪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訓,故臨敵而不進,無逮於恭。殭屍而哀之,無及於仁矣。」《鈴經》曰:「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
  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任軍事;文武兼閥,不可征伐。」]
  【譯文】
  韓非子說:「讀書人舞文弄墨,常常擾亂國家的法令;認為力氣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蠻勇解決問題,也是對國家法令的破壞。」[「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說法。曹操則說:「一個國家單純依靠武力或是單純依靠文化,都要滅亡。」吳國的夫差,魯國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證。吳起說:「上古時候的窮桑氏(即承桑氏)
  的國王治理國家,廢棄了軍隊建設,專講道德,結果國家給人家滅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眾多,軍事力量強大,不要文化,結果也亡國。高明的帝王吸取這個教訓,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訓』作為政治的最高原則,對內加強文明道德建設,對外加強國防軍事建設,因此敵人不敢侵犯,民眾文明安定,國王從容謙恭,供奉為國犧牲的烈士,激勵人民學習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傷害仁愛文明的修養。」《素書》(即《鈴經》)說:「有文化素養又經過軍事訓練的人或經過戰火考驗又有文化素養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國家如此,個人也一樣,文武兼備的人才能做大將,否則不可委以軍事重任,讓其率軍征伐。」
  【經文】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也]。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
  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干也,公卿大夫相與修札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化成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人。此其本也。]
  【譯文】
  孔子的學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個落水的人,父母親非常感激,送給子路一頭牛,子路愉快接受後,跑來向孔子講述。孔子說:「子路做得對,以後魯國的人都願意救人於危難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勞嘛!
  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子子貢很有錢,養有奴隸,奴隸的親人向子貢提出要贖人回去。[按照魯國的法律,向奴隸主贖人,是要交贖金的。]但是子貢放了人卻沒要贖金。孔子說:「子貢做得不對,你不收贖金,以後誰還敢贖人?」
  為什麼孔子會有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呢?因為他認為: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禮,是鼓勵大家都做好事,倡導了好的社會風氣,這是勸人為善。子貢因自己有錢就不收人家的贖金,顯得很謙讓大方,影響別的做奴隸主的都不敢釋放奴隸了(得不到好處嘛)。家中有做奴隸的也不敢去贖人了。結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來,在該廉潔的地方講廉潔是應該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炫耀自己的廉潔,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漢朝愛提意見的匡衡說:「孔子曾慨歎說:有誰能以禮讓治國呢?到哪裡去找這樣的例子呢?可見以禮治國是很不容易的。孔子所以這樣感歎,是因為作為中央政府的朝廷,是全社會的神經中樞,它的一舉一動,直接影響到社會風氣的好壞。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吏們彼此很講禮貌,謙虛寬厚,影響到下面,就不會彼此爭鬥不已;中央的人好善樂施,下面就不會粗暴犯上;中央的人高風亮節,下面的風氣也會跟著好轉;中央寬容溫和,施惠於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間就有愛心。這四種好的社會風氣,都不是靠國家領導人威嚴的命令形成的,而是以中央政府的實際行動感化教育全社會形成的。」道理何在?因為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員們一對話就吵的臉紅脖子粗,影響到下面,就發展成打架斗歐了;中央的人如果獨斷專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讓了;中央的官員如果爭名奪利,下面就要禍國殃民了;中央的官員如果唯利是圖,下面就要盜竊成風了。這就是說,社會風氣的好壞,根源在中央。]
  【經文】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亂代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義[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國家昏亂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反忠也。
  京房論議,與石顯有隙,及京房被黜為魏郡太守,憂懼上書曰:「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何者?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由此而觀之,夫正先之所謂忠,乃促秦禍,忠何益哉?]
  【譯文】
  戰國時的法家慎到說過:「做個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並不能救亂世,相反,如果是處在一個混亂的、百廢待興的時代,忠臣只會加重那個時代的混亂。」如何理解這個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壞,卻生了舜這樣一個聖賢的好兒子。舜的父親一次次要把親生兒子舜置於死地,舜每次都逃過了劫難,原諒了父親。夏朝的桀是最壞的皇帝,卻出了不少忠臣,結果使他的過錯顯得格外突出,真像是罪惡滔天一樣。孝子不會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說,家庭有了變故,有了危機,才能看出兒女的孝引來。]忠臣不會產生在聖明的君王執政的時代。[老子說:「國家昏亂有忠臣。」
  只有當國家、民族處在生死存亡之際,才會有忠臣出來殉國赴難。]一個英明的領導人懂得了這個道理後,就會要求部下既要盡忠,但不能過分,所管的事、所負的責任不能超越其職權範圍,否則,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漢朝的名臣、易學大師京房在中央政府當官的時候,因政見不同與石顯有了矛盾,後來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顯還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書給皇帝說:「我的學生姚平對我說,我對你只是小忠,還說不上是大忠。為什麼這麼說呢?從前秦始皇在位的時候,趙高用事,有一個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趙高居心叵測,就非難、諷刺趙高,被趙高假以罪名殺了,從此趙高在政治上樹立了威信,形成了趙高欺上瞞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勢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亂,趙高指鹿為馬,也可以說是正先促成的。現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來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讓我落個忠臣正先那樣的下場,那就要讓我的學生姚平恥笑了。」
  由京房所講的這個故事看,正先揭發趙高的陰謀,對秦始皇可說是忠了,可是這忠的結果,是自己腦袋搬家不說,反而促使趙高形成了專權的黨羽和亂政的權力,最後導致天下大亂。那麼這忠又有什麼好處呢?]
  【經文】
  莊子曰:「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為之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鐍。
  此世俗之所謂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智者,有不為盜積者乎?」——[反智也。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譯文】
  莊子說:做小偷、扒手一類的盜賊,或是溜門撬鎖,或是從別人的口袋裡、皮包裡偷東西,為了預防這些小偷,人們有了財寶,總是小心翼翼地放在保險櫃、珠寶箱裡,外面還要層層捆紮,加上大鎖,生怕不牢固。這種防盜的做法,歷來所世俗的人們當做是聰明智慧的表現。可是如果一旦汪洋大盜來了,把皮箱、保險櫃連鍋端走,這時大盜唯恐你捆得不緊,鎖得不牢呢。
  這樣看來,以前被認為有腦子的人,不正是在為強盜儲蓄、保管財富嗎?
  [這就是智慧的反撣。所以孫子兵法說:「敵人裝備的越好,對我們越有利,只要把敵人打垮了,把裝備拿過來,就成了敵人在為我們裝備。」]
  【經文】
  其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束褥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里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有乎盜賤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代而有齊國,則是不獨竊齊國,並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賤之身乎?——[反聖法也。
  昔叔向問齊晏子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勿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人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人三其力,二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踴貴,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人,將焉避之。]
  【譯文】
  至於那些被稱為聖人的,能說沒有不為大盜儲蓄、保管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嗎?肯定是有的。怎麼知道呢?田成子弒齊君盜其國就是一例。
  從前,齊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鎮相連,人口眾多,一派繁榮景象。市場上擺滿了生猛海鮮,田野上人歡馬叫,方圓二千餘里,舉國上下,國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鎮鄉村的組織規劃,哪一樣不是依照他們的開國聖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後來竊國大盜田成子一出來,殺了齊簡公,偷竊了齊國,田成子所到手的,又豈只是一個齊國,而且把齊國幾百年間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過來了。所以歷史上雖然罵田成子是竊國大盜,但他一旦權勢到手,就像堯舜一樣,安安穩穩地做了齊國的國王,國際上一樣恭維他,一樣承認他,到底還傳了十二代。由此看來,田成子不但偷了齊國,而且偷了姜太公開創的聖明的政治制度,這些權勢、法規又反過來保護了這個大強盜。[這就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反作用。
  從前晉國大夫叔向問齊國的宰相晏子:齊國的前途怎麼樣?晏子說:現在已經是沒落的時代,我也不知道了。齊國終究要屬於陳氏家族的。齊國遺棄了人民大眾,人民都投到陳家的懷抱中去了。就拿計量這件事來說吧,齊國的計量辦法,原來分為豆、區、釜、鍾四級,以四升為一豆,依次逢四進一,進到一釜的時候,十釜才是一鐘。陳家居然自己設立計量標準,不用四級而用三級,每級加一倍,進到一鐘,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計量標準大斗借貸,以公家的標準小斗收進,結果老百姓的財富都送到他那裡去了。
  他家的山貨木材堆積如山,海鹽魚蝦,也不比海裡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兩分歸公,一分用以養家餬口,可是歸公的東西都是偽劣殘次,負責公務的三老,窮到不得溫飽的地步。國內所有市場上的東西,普通的鞋子,窮人買不起就大削價,但是高級衣料,富人搶著要,價錢高的嚇人。整個國家給弄得窮的越窮,富的越富。窮苦人大多數貧病交加,可是到處聽到關於陳家撫慰窮苦百姓的宣傳。人心都被陳家騙去了,老百姓愛戴陳家象愛父母一樣,像江河歸大海一樣歸附了陳家。整個齊國想不被陳家收買,怎麼可能呢。齊國的災禍,是難以避免的了。]
  【經文】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來之有也。」
  [後漢末,董卓入朝,將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曄論曰:「董卓以虓闞為情,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凌奪,尚有盜竊之道焉。」]
  【譯文】
  強盜問他的頭目盜跖:「當強盜也有道嗎?」強盜頭子說:「當然有啊!
  天下什麼事能離得了道呢?當強盜的學問大著呢!首先是『妄意』——估計某處有多少財寶,值不值得動手,要計算得準確周到,——聖也;動手的時候,別人在後面,自己先進去,這是要有勇於犧牲精神的,——勇也;得手之後,別人先撒退,自己最後走,有危險自己承當,——義也;判斷某處可不可以去搶劫、偷盜,什麼時候去才能成功,這是需要智慧的,——智也;東西搶到以後,大塊分金,大塊吃肉,平均分配,——仁也。仁義智勇聖,這五條標準不具備而能成大盜的,天下沒有這個道理。」
  [後漢末年,漢獻帝在位的時候,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在他圖謀篡位之前,禮先下士,很會捧敬當時的知名學者如蔡邕等人。撰寫《後漢書》的范曄在總結董卓篡權的歷史教訓時寫道:「董卓這人本性野蠻殘暴,有如虎狼,碰上漢朝末年政權剝落崩塌的局面,給了他野心得逞的機會,倫理道德被他踐踏,綱常制度被他破壞,毀壞分裂了中央政權。像董卓這樣開人胸膛,剁人手足,殘酷得吃人不吐骨頭的人,就是殺盡了天下人都不會稱心。但是就是這樣壞透了的人,對於知名度高的文人學者,還懂得故意表演禮先下土那一套,以便慢慢地、一點一滴地侵凌篡奪東漢政權,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魯殘暴,殺人如麻,他很懂盜竊之道,很懂怎樣去偷盜別人的東西。」
  【經文】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義也。
  議曰:昔仲由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以餉溝者。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為仁義乎?」孔子曰:「夫禮,天下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是曰侵官。」
  漢武時,河間獻王來朝,造次必於仁義。武帝色然難之,謂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
  由是言之,夫仁義兼濟,必有分乃可。故屍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理。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為成人。」
  由是言之,跖徒之仁義非其分矣。]
  【譯文】
  從董卓這類人對有文化學識的人都知道籠絡利用看來,仁義禮智信這些原則,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來做依據;壞人要想成功,也不能違反這些原則。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壞人多,所以好人用這些原則做好事,給天下眾生帶來的利益少,壞人用這些原則做壞事,給天下眾生帶來的災禍就多了。
  這就是仁義的反作用。
  我們再舉例來討論這個問題。
  [從前孔子的學生子路去邵這個地方做行政長官,當時魯國的政權掌握在季家手裡,季氏想在五個月內開通一條運河。這對老百姓來說,太苛刻了。
  而這條運河正好在子路管轄的行政區內,為了鼓勵民工幹活,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還把家裡的糧食弄來做飯給大家吃,以補工程費用的不足。孔子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派子貢去,把子路做好的飯倒掉,把鍋灶、飯碗毀掉。
  子路大發脾氣,跑回去找孔子吵架:「你天天教導我們做好人好事,教我們行仁義,現在我這樣做了,你又叫子貢來搗亂,是不是嫉妒我們呀?」孔子說:「子路,你好糊塗啊中國的文化倫理是什麼你知不知道?當皇帝的人說他們愛普天下的老百姓,是因為他們把天下當作是自己的;當諸侯的說他們愛境內的老百姓,是因為他們把自己所管轄的領地當作是自己的;當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職責範圍以內的事;普通老百姓,只愛自己的妻子兒女。如果超過了各自的範圍干預別人的事,雖然你一片好心,也不得好報,因為你侵犯了別人的權力。」
  漢武帝的時候,封在河間的獻王劉德到長安朝見漢武帝,穿著打扮、言談舉止、進退起居都很規矩,很得體,很有禮貌。漢武帝看到以後,場面上裝出讚許的樣子,內心卻很不高興,於是對獻王說:「湯武當年起來鬧革命,根據地不過才七十里大,文王也不過是以方圓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現在管的地方,比他們造反時的領地大多了。好好幹吧!」
  獻王聽了這幾句話,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去以後,沉緬酒色,一天到晚喝的爛醉如泥,表示胸無大志,以此告訴漢武帝:這一下你總該放心了吧?
  我不過是個酒色之徒,哪能跟湯武、文王相比?
  由子路和獻王這兩個故事看來,要行仁義、表愛心,普遍地幫助別人,愛部下,愛集體,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職權範圍,不但行不通,而且會招惹禍患。所以戰國時的法家屍佼在他的著作中說:「君臣父子,上下長幼,不論貴賤親疏,人人都要守本分,這就是理。對別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現愛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捨,就是義;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慮計謀,然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適;恰如其分地說話,就是信。總之,一言一行都要曉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適可而止,才可以說是成熟了。」由這個道理看來,前面所說的強盜雖然也講仁義道德,所謂「盜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則上,他是錯誤的,因為他不守本分。]
  【經文】
  由是言之,夫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忠孝賢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代,非自昭於堯湯之時,非故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亂。
  [孫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猶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矣。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代以汧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越人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澼絖,則其所用之異。]
  故知制度者,代非無也,在用之而已。
  【譯文】
  綜上所述,孔孟所標榜的仁義禮樂也罷,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賞也罷,忠孝賢智這些做人的基本原則,文韜武略、審時度勢這些世俗才智的運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種法制,都是天地間的真理,並沒有向哪些人隱瞞,向哪些人顯露。儘管時代變了,而真理還是代代都存在的,並不是說在三代以前,仁義道德因是聖明時代就自動出來了,到了夏桀、商紂,因是昏亂時代,仁義道德就故意離開了人類社會。問題在於每個時代的領袖人物怎樣去運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亂。一治一亂,全在於人。
  [荀子說:「古代羿的思想政策並沒有遺失,只不過羿在中年就死了,沒有繼續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還存在,但因沒有接班人,沒有繼承下來。」
  問題就在這裡。任何法律、思想、體制、主義、法規,本身不能獨立存在,而要靠人去運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莊子》這本書裡講的一則寓言正好說明了這個道理。宋國的一家人,有一祖傳秘方,冬天塗在手上不生凍瘡,皮膚不會皸裂。這家人靠這個秘方世世代代漂布為生。有人路經這裡,聽說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兩金子買他們的秘方。客人買到手後,就去南方遊說吳王。吳越地處海疆,守衛國土,主要靠海軍。他遊說吳王成功,做了吳國的海軍司令,替吳國練兵。
  到了冬天,吳越兩國發生了海戰,吳國的水兵塗了他的不皸之藥,不怕冷,不生凍瘡,結果打敗了越國,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割地封候。同樣一個不生凍瘡、不皸手的藥方,有的人用來封候拜將,而守著這個方子的那家人卻世世代代給人家漂布。]
  由此看來,同樣一個東西,人的聰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別。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沒有,而在於用與不用和會用不會用。會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會用,就只有世代倒霉了。
  【按語】
  古今中外,不要說已成歷史遺跡的大大小小的國家無法統計,就是作為國家的政體又有多少類型呢?氏族公社、奴隸制姑且不說,光現代化的政治體制就有民主立憲制、君主立憲制、共和制、民主制、聯邦制、邦聯制、多黨制、一黨制..雖然可以說,隨著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社會制度、政治體制也呈逐級進步的狀態,如從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後者總比前者文明、進步。但是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都不能說是最完美的。不僅如此,任何一種制度,隨著時代的發展,都要逐漸暴露其弊端,直到最後走向反面。這就是《反經》一書主體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反經》一書的整個著眼點也全在這個「反」字上,因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立場不同,觀念就兩樣。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壞。歸納起來,有陰就一定有陽,有陽一定有陰。陰與陽在哪裡?當陰盛的時候,陽的成分一定涵在陰的當中;當陽盛的時候,陰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陽的裡面。我們做一件事情,好的時候,壞的因素已經有種子因素在好的裡面了。譬如一個人春風得意,得意就忘形,失敗的種子已經開始種下去了;當一個人失敗時,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未來新的成功種子,已經在失敗中萌芽了。重要的在於能不能把握住成敗的時間機會與空間形勢。
  其次所謂「反」,是指任何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好壞,因此看歷史,看政治制度,看時代的變化,也沒有什麼絕對的好壞。就是我們擬定一個辦法,處理一個案件,拿出一個法規來,針對目前的毛病,是絕對的好。但經過幾年,甚至經過幾個月以後,就變成了壞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萬事萬物都在變,第一等人曉得要變了,把握機先而領導變;第二等人變來了跟著變;第三等人變都變過了,他還在那裡罵變,其實早已經事過境遷了,他是被時代遺棄了。反經的原則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