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初夏，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舉國上下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處處是一片“造反有理”的口號聲，老師和學生都捲入了這場革命大風暴的漩渦之中，我們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我是民力教師，工資來源主要是學生交費，如果放棄教學，沒有學生讀書，我就要面臨失業的危險。因此除了特殊的大會和遊行外，其他的集體活動我一直婉言謝絕，堅持每天上課五個課時。那時沒有教材，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語錄。我除了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外，重點對學生進行文化教育。對字、詞、句、段篇作了詳細的講解，還要求學生做好作業，另外還編了一些兒歌、應用文、記敘文抄在黑板上，讓學生記下來當課文熟讀。每週還安排兩課時，讓學生練習書寫大字。每隔兩周寫一次作文，並作了精批細改。還要求學生借來上年同級的數學書，我認真地教他們學好數學。那時，凡有頭腦的家長，都願把孩子交與我教育，小小的土屋裡，連過道上都安滿了獨凳，可算是水洩不通，連學生過路都發生了困難。由於我的嚴謹教學和學生的刻苦努力，在我班學習過的學生大部分基礎都比較好。因此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國家恢復了統考制度，凡在我班就讀過的學生有很多得到預選，吳學華、吳太全、胡齊忠、胡家舉等同志還端上了國家的鐵飯碗。
文革那時，主要是以“階級鬥爭為綱”許多學校的老師怕惹火燒身，避免別人說自己的階級路線不清，竟然排棄出身不好的兒童，致使許多無辜的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在這個問題上，我卻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只要要求到我班就讀的地富子女，我毫不推卻地接收入學，並一視同仁地教育他們。由於他們的自身努力，有許多學生的成績很好。當時受害的吳學釗、吳道濱等，撥亂反正後，還參加了教育工作。吳學釗同志有一次遇到我，他真誠地說：“吳老師，要不是你，就沒有我的今天”。說完後，眼眶裡噙著熱淚。我感動得只好安慰她幾句，要他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
十年浩劫，使我們黨的教育事業受到了極大的損失，耽誤了一代人的青春，但它給我們從那時過來的人，卻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中二：農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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