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時，走在喧囂的馬路上，旁邊是兩三米高的圍牆，圍牆後是一百多米的大樓。總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彷彿那上面會隨時掉下來一塊板磚，剛好楔在腦門上。冬天的黃昏清冷無比，像是冬季的葬禮一般，寒風呼呼的吹著，後腦勺帶著上嘴唇都是颼颼的涼爽。看著身旁高樓上正在施工的鋼索在風中搖擺，那感覺像是一把明晃晃的短刃就在你瞳孔前晃悠。
記得以前的樓沒有這麼高的，幾十米的建築就可以稱作大廈了，那時的神州大廈像是根蘿蔔豎插在車流中央，走在路上車輛也沒有很多，從來也不驚慌摩托殺手會從橋的一頭像閃電似的加速逼近。以前的人們不談政治，到處貼著「莫談國事」白條，大人們聚在一處大多在聊些生活，艱難或者優越定要比較一番。然而對於那些民主和自治之類的，大家都諱莫如深。城市的街頭小巷裡的一些陰暗角落總可以見到很多小貓小狗，他們流浪著，但從未被歧視過，也沒有看起來很可憐，只是城市裡一個普普通通的角色。那時候的阿貓阿狗是不會出現在政治裡的，他們自顧自流浪，有時被寫進歌裡，但從不會因為某些遭遇而感動多人。
下水道裡的烏黑與惡臭，也不談政治，他們有他們污穢的清高，人們有人們厭惡的傲慢。從一段時間開始，那些坐在茶室裡閒談的人開始走出茶室了，而那些出租車司機和鋪地板的工人也開始有了開公司的遠大志向，政治彷彿是一個臃腫起來的胖女人。從前的醫院也是不諳政治的，白色大褂一穿，身份就不一樣了，對人動刀有了再合理不過的理解，天天門外怎樣高談闊論，唯有窗簾之內在天天的真刀加班，那時的醫院，也從不打架。
茶館的老闆，山莊的主人，任憑眼淚在眼窩裡打轉，也是對政治閉口不談，他們的話都是手中的煙，眸子裡的火，遞一根給客人，看夕陽或者落日。沒有人抱怨的，儘管有時生活很不容易，能辦得起事業的人都是哲學家，自己調節自己，啤酒和白酒從不需要，只要有時間就夠了。那時時間也剛剛好很多很多。軍閥駕到，好吃好喝招待，流氓登門，拳打腳踢不可壞了江湖規矩，這些曾經沒有人來管得，只是世風好了，人們乖乖聽話，所以事情便多了起來，也複雜起來。
書本裡也不說政治，裡面講的是大道理，為人處世只是皮毛。人們不必發愁，好人壞人有著明顯的界限。馬路上一轉，壞人的腦門上彷彿寫著字一般，歪瓜裂棗總比正人君子要丑一些。考試似乎也十分輕鬆，努力的目標也不是很小，雖然國家還沒有深入人心，政治也沒有全民暢談和追求。
我會天天寫信給我喜歡的姑娘，那時我還不懂什麼是政治。我會用漂亮的信紙把我的字跡裝好，塞進綠色的郵筒。看著馬車把一摞信封慢慢拉走，我知道在那些感人的思念之中，肯定有一份屬於我。至於現在，唉，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