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宿樓頂，迎著習習涼風，愜意綿綿；仰望星空，深邃浩渺。
帶上眼鏡，望見一盞慘淡的孤星和一輪朦朧之月；脫掉它，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只覺得團團的棉雲將我托起，隱隱有插著雪白羽翼的天使閃爍，週身散發清暖的輝光，還有那長著長耳朵，綠眼睛的精靈，在憨笑。
這一切，在意識中，我的心靈感官能真切的感受到；就像在我的現實中，眼睛，耳朵這些外在感官能看到聽到是一樣的，我沒有理由不相信。
醫學，在現在科技的翅膀下，越飛越高。它通過理療，化療，推拿，針灸等方式祛除人肉體上的毒素，可對於人靈體上的毒素，它卻顯得無能為力。於是，在早期，神學便應運而生，雖然借助“神”的意識概念，有些愚昧性，可是它的確給予了我們靈體一種超自由的排毒方式。比之於現在的心理治療，它有著不可估量的優勢。
畢竟，每個人的意識生活是種極其隱蔽的私生活。恐怕，除了上帝，就連我們的至親，自己都不願和他們談起吧。這樣看來，神學和文學也是一門醫學了。
說起“上帝”，我不禁想起了一部影片中的經典對白，在電影《複製貝多芬》中，貝多芬對安娜·霍茲說，上帝在我的腦海中灌滿了音樂，然後呢，他讓我聾了。他讓所有的人都能享受我的音樂，卻剝奪了我的權利。女主人公說，也許上帝正在同你說話。貝多芬聾了，卻譜出了不朽的鏗鏘天籟，難以置信嗎？他的外在感官失靈時，究竟是局限了他，還是為他打破了局限？
由這個角度，我願狹義，唯心地定義“上帝”。上帝和自然應當是平起平坐的，自然用她獨特的法則規律發展了我們的現實生活，而，上帝則應用他的感悟洞釋來發掘我們的意識生活。上帝和自然其實只是個我們難以描述的寄托名詞，是我們的整體存在派生出的屬性而已。她們絕然不會有什麼超能量或超意識或超現實的。
我的肉體主宰著我的現實生活，我的靈體一定主宰著我的意識生活。現實，我們可以觸摸的到，於是，我們就直覺說，她是現存的，實在的。對於意識，我們總是帶有恐懼的迴避，認為是虛無的。我想起了老朋友的一句哲語：讓我摘去眼鏡，看看這個朦朧而又虛假的世界。虛與實，是無處不在，不論是有形還是無形。
譬如，紅塵中多少事物曾蒙蔽或削損了我們心眼的視力啊！學業受阻，愛情受挫，事業失利，家庭不和，社會混雜等等，這一切，足以使我們變瞎變盲，它們像一劑劑鴉片，令我們深陷其中，不肯自拔。
人為什麼會痛苦，痛苦有時源於不公正的慾望，而這種情況正是因為我們對事物瞭解的不全面，我們肉體感官所察覺到的現實生活，就是不全面的。就拿李白說話吧。
李白本性狂妄不羈，豪放灑脫，這就注定了他是詩壇上的謫仙人，在政壇上卻只能處處受挫。這就彷彿是懸在太空中有一座兩頭尖的高峰，分不清何為上何為下，他越是吃力地往政壇上攀爬，就越是向詩壇上滑的厲害，爬一步，他就滑十步，甚至百步，千步。他可以沉醉中一聲歎息吟誦出：“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令明皇與百官耳目一新，卻終究掩蓋不住那種“安能摧眉折腰侍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秉性，使他在政壇上舉步維艱。
他是被盛唐的大潮流虛弄了。盛唐以來，“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加強，文人總認為有才情便可建功立業，衣錦還鄉。於是，大才子李白便橫空出世，高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可是，他畢竟不是一個在現實生活中左右逢源的人，他畢竟是不能也不願適應政治環境的，這又怎能在政壇上游刃有餘呢。
古人云，桔生淮南則為桔，生於淮北則為枳。李白就是這麼一隻桔，縱然後世再如何評說他的詩是“筆落驚天地，詩成泣鬼神”，但這並不能掩飾掉他政壇上的短缺。從隨永王璘叛亂的事件中，足以看出李白是缺乏政治頭腦和眼光的。
詩壇是一種意識生活，而政壇只是一種現實生活。
曾經龐統說，宇宙中最大的莫過於浩渺的星空，人類的智慧就誕生於那裡。然而，諸葛亮笑道，比星空更大的是人心，人心是可以容納千千萬萬個星空的。此言不虛啊！
仰望星空，遐思如流水般汩汩而來。得到的將要流向何方，逝去的將要流向何處，悠悠，情意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