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記》是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經典之作。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一般把卡夫卡和他的作品歸入「表現主義文學」中。
著名外國文學學者袁可嘉先生指出:「現代派在思想內容方面的典型特徵是它在4種基本關係上所表現出來的全面的扭曲和嚴重的異化:在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質世界)和人與自我4種關係上的尖銳矛盾和畸形脫節,以及由之產生的精神創傷和變態心理,悲觀絕望的情緒和虛無主義的思想。這4種關係的全面異化是由現代資本主義關係的腐蝕作用所造成的,它們是在它的巨大壓力下被扭曲的。現代派文學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也正在於此。」(《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前言》第5頁,袁可嘉,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我以為,袁可嘉先生的這一論述是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本質特徵。循著這樣一種思路,我們來分析一下《變形記》的思想內容。
18、19世紀的作家一般是從社會人的角度去揭示、批判具體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如專制政體、官僚政治、道德墮落等等,目標比較具體明確。而卡夫卡這些現代派作家,則是從個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個社會,目標是籠統的、抽像的、全面的。這就比現實主義作家的揭露更加尖銳、徹底。在《變形記》中,主人公格裡高爾一夜之間變成了一隻大甲蟲,造成人變蟲的深層原因,就是社會環境的嚴酷和勞動本身的機械、繁重。公司老闆嚴密地統治著整個公司和每一個僱員,秘書主任時刻監督著每一個員工的行動,就連醫生也是一味站在老闆一邊,從不會為員工說話。職業呢?是旅行推銷員,一個「多麼累人的差事」,每天4點鐘就得起床趕火車,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飲食很差又不定時,由於工作關係,連個知己的朋友也沒有。弄得暈頭轉向,「癡癡呆呆」。格裡高爾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環境,這樣一份職業。這環境是具體的,但更是抽像的、普遍的,絕大多數人所每天面對的。人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中,逐漸變得麻木、機械、萎縮,成為工具、成為「非人」。人變甲蟲,是多麼荒誕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銳地表現了社會與人之間一種可怕的「異化」關係。在這一關係中,社會是強大的,而人是被動的、軟弱的。
再看《變形記》中對人與人關係的描寫,這是小說的重心所在。格裡高爾在父親的公司破產、全家處於困頓的境況下,去當旅行推銷員,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他在家裡是受到尊重和愛戴的。當一個人被人依賴時,他與別人的關係自然會處於正常狀態。但格裡高爾一朝成了大甲蟲,父子關係、母子關係、兄妹關係突然間發生了180度的轉變,顯示出一幅極端自私、冷漠、殘酷、無法溝通的可怕圖景,親情、倫理之情蕩然無存。格裡高爾雖然成了甲蟲,但作為人的思想感情還在。他為不能按時上班而著急,他為老闆要炒他的「魷魚」而焦慮,他為父親暗暗地存了一筆錢而欣慰,他為妹妹明年上音樂學院的事而籌劃,他為今後一家人的生計而憂心……這是一個善良、勤勞、正直、有責任心的優秀青年。但專橫暴躁的父親卻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醜」外揚,要把他趕回房間關起來。他甚至懷疑兒子會對家人採取暴力行為,而恫嚇他、用蘋果砸他,想致他於死命。慈父之愛在他身上已消失殆盡,暴露出來的是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母親對兒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點,她同情兒子遭受的厄運,她不能接受兒子變成甲蟲的事實,因此悲痛欲絕,但她內心已把兒子當作一個沉重的累贅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歡他,時刻想的是她的快樂、前途,當哥哥最初變形後,她尚能做一點照料工作,如打掃房間、送飯等。但時間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著向父親請求:「我們必須設法擺脫他」,「他必須離開這兒」。並狡猾地辯解說:這隻大甲蟲並不是格裡高爾,如果是的話,他就應該「自願跑掉」。這實際是在暗示格裡高爾。她還無中生有地說:格裡高爾會「要了你們倆(指父母親)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佔領整幢寓所」。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訴,把她內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盡致。格裡高爾對一家人的言語行動,並沒有驚詫,也沒有憤怒,而是用一種清醒的、「平和」的、「沉思」的心態,接受了這種事實。他一邊「懷著深情和愛意回憶他的一家人」,一邊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薩姆沙一家如釋重負,大家沐浴著三月的春風,一身輕鬆出外郊遊去了。格裡高爾的死並沒有影響了別人的生活。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每個人都是自我中心主義者,維繫人際關係的是金錢、利益,這種維繫一旦斷裂,人與人之間就只剩了對峙、衝突、隔膜、猜忌、殘殺。卡夫卡用冷漠的筆調,描寫了一幅冷漠的人間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