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的第一原則，乃是保存自己，乃是生活下去。
您播種的是毒芹，卻指望看見麥穗成熟！
——馬基雅維利
之所以選擇司湯達的《紅與黑》作為我研究的內容，源於最近在閱讀著名企業家萬科地產老總王石先生的傳記《道路與夢想》過程中，讀到了王石先生早年在蘭州讀大學的經歷，那時的他因為倔強和驕傲的性格始終不能融入學校的環境，一心嚮往著於連式的光榮，憧憬著野性和自由的生活。於是在瞭解王石先生的過程中，我對《紅與黑》這部小說發生了強烈的興趣。在同父母的交流中得知，現今五六十歲的知識分子很少不知道這部小說的，在當時那個年代，他們都曾懷著激昂和強烈的情感對待其中的主人公，那個叫做於連的年輕小伙子。並且以此為伴度過了孤獨而迷茫的青少年時代。於是我在想，這部小說究竟有怎樣的魔力和魅力，足以使其在經歷了近兩百年的時間依然經久不衰，歷久彌新？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曾經寫道：“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紅與黑》的作者司湯達則堅信五十年後這部小說才會有讀者，他說：“我將在1880年為人所理解。”故而雖然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於連，但是我們只有在解“其中味”的基礎上進行閱讀，方能完整揭示整部小說的真實含義。
在《紅與黑·捲上》的卷首，司湯達引用了假托丹東的一句話：“真實，殘酷的真實。”在《紅與黑·卷下》的卷首，他引用了聖勃夫的一句話：“她不漂亮，她不搽胭脂。”同時，作者還有一句題詞，至於全書總目錄下，用英文書寫的To the happy few，意為“獻給少數幸福的人”。我們將這三句題詞串聯起來，不難發現作者給我們提出了兩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究竟什麼是這部小說中的真實？究竟誰是少數幸福的人？實際上我認為，這兩個問題就是敲開《紅與黑》這扇大門的兩把金鑰匙，因此它們也是我在這篇文章中所要剖析的重點。
首先我們先來分析“真實”這個問題，即《紅與黑》中的真實究竟是什麼？
提到真實，在我看來，真實是一種本質，是一種經得起考驗、經得起推敲、能夠長久存在的東西。《六祖壇經》說：“凡有相皆屬虛妄”，能夠看到的表面現象固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畢竟是虛妄之物。司湯達反覆聲明他五十年後才能得到理解，這就意味著，他所指的真實，絕不僅僅是於連的愛情，於連的死亡，神學院的黑暗，以及種種政治鬥爭這些故事情節和內容，而是指一種不能為所有人一眼看穿的真理和智慧，這才是真正的真實。不過，在剖析內核之前，我們還是要大致瞭解一下《紅與黑》中的故事內容。
文章的主人公於連·索萊爾快到19歲時到德·萊納先生家當家庭教師；21歲左右進入德·拉莫爾府做秘書；23歲前後左右入獄，兩個月後死。從出場到被處決，僅僅四年左右
的時間。小說第44章描寫於連在入獄後的內心獨白中有這樣兩句：“盛夏，一隻蜉蝣早晨九點鐘生，傍晚五點鐘死，它如何能理解夜這個字呢？”“讓它再活五個鐘頭，它就能看見和理解什麼是夜了。”這樣一個甚至尚未到達正午時光的年輕人到底是怎樣的呢？
文章的副標題是“1830年記事”，事實上，作者通過這部小說，向我們完整展現了整個19世紀法國社會的概貌：在法國小城維裡埃，耶穌教會橫行霸道，資產階級自由派虎視
眈眈，封建貴族生活在危機四伏之中，巴黎的上層社會已煩悶無聊為特徵，外省的生活封閉狹隘，心靈被銅臭氣毒化，從上到下，從貴族到平民，最高的行為準則只有一個：帶來收益。當時的封建等級制度森嚴，出生於上層社會的人屬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社會地位底下的人想要躋身上流社會，無疑比登天還難。可惜我們的主人公偏偏是一個不安於現狀、進取心極強的人，他聰明、敏感、幹練、驕傲而又倔強。雖然出身卑微，但在個人英雄主義的理想驅使下，野心勃勃，渴望成功、發跡，寧願死上一千次也要飛黃騰達。他喜歡讀自己的“可蘭經”：盧梭的《懺悔錄》、拿破侖的《聖赫勒那島回憶錄》及大軍公報。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挑戰和征服中，他似乎一步步在邁向飛黃騰達的道路，然而彷彿在攀登上最高峰時，兩記響亮的槍聲讓於連從雲端重重地摔落在地上，所有激盪人心的勇氣和野心都灰飛煙滅，他回到了真實的生活裡。那麼，下面我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就縮小到於連身上，也即，撥開雲山霧罩的重重迷障，在於連的命運中，哪些是虛假的？究竟什麼又是真實呢？
我以為，我從中提煉出了三條線索，並且這三條線索是互相承繼的。
第一條線索，19歲剛剛進入德·萊納先生家做家庭教師的於連憧憬著拿破侖摧枯拉朽式的大革命，希望所處的社會能夠重新經受一番大革命的洗禮。在初出茅廬時，他甚至曾經幻想做維裡埃的市長，建立偉大的事業，成為拿破侖那樣的世界的主人。然而在步入巴黎後，他才發現現實的殘酷。他曾經說：“像我這樣一個可憐的鄉下人，我，被判定永遠地穿著這套愁苦的黑衣服！假如我早生二十年，我也會像他們一樣穿著軍服。在那時候，像我這樣的人，不是被殺，便是在三十歲上做了將軍。”不能步拿破侖的後塵，他只好選擇黑袍來做時代的“軍服”，以大主教的“十萬法郎的年俸，藍綬的勳章和統治權”為奮鬥目標了。
寫到這裡，我不由的想到司湯達的一位朋友問他，小說的題目是什麼意思，他解釋說：“紅”意味著，於連若出生的早，他會是個士兵，因為紅色指紅色的軍裝，代表軍隊；然而他生不逢時，只好披上黑色的道袍，這就是“黑”。在司湯達的解釋中，“紅”與“黑”不是對立的，而是並立平行的。這二者的不同在於所處的時代環境和歷史背景的區別，然而他們都毫無疑問地通向一個唯一的目標：成功。而貫穿於這兩條道路之中的，則是那寧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飛黃騰達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和野心勃勃的烈火雄心。在我看來，整部《紅與黑》中所有的沉浮升降榮辱興衰似乎都可以忽略，唯一能夠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強烈的進取心。於是，關于于連究竟是個人主義野心家，還是一個反抗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英雄，值得同情還是應該批判，多少年來人們爭論不休。我並不想糾纏於這樣意識形態的問題，我所關注的，乃是人的命運，人們心裡的東西。於是我方才深刻理解了開頭所講的王石先生為什麼如此渴望於連式的光榮，因為我在於連身上似乎隱隱約約看到了我的影子。我想，這是每一個渴望在更大的舞台上做大事業的躊躇滿志的年輕人都會有的感受。我們是幸運的。而對于于連，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他全部的抱負和野心只能是鏡花水月一般，能夠渴望，卻難以真正觸及。
第二條線索，我們來分析於連為了實現它巨大的野心而採取的手段。這樣一個孱弱而靦腆的平明青年不僅要處處顯示知識和能力上的優勢，也即他最初打動眾人的驚人的記憶力還要採取種種不大光彩的手段，例如虛偽、作假和違心之舉。為了渴求崇高的榮譽、幸福和自由，他決心用卑鄙的手段達到目的。他是一個新生的自由資產階級式的人物，卻扮演了虔誠信徒的角色；他在精神和信仰上都傾向於雅各賓派，卻參加了保皇派的陰謀；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卻處處要裝得像個他所鄙視的貴族。他的所作所為處處與其所要達到的目的和真實想法背道而馳。正是這種矛盾使得他的野心不僅沒有實現，反而葬送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想要做一個真正的野心家，首先要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麼，樹立清晰和明確的目標，其次要對周圍的環境和時代背景有充分透徹的認識，也就是說能一眼將利益格局、人事關係以及華麗背後的盤根錯節和重重機關看透。此外，要根據自己的實力和現有的狀況制定詳細合理的戰略戰術，在執行戰略的過程中，必須以徹底的自我管理和鋼鐵般的意志力控制自己完成目標。在所有一切工作進行的過程中，要時時做到冷靜、理智、專注、務實、執著方能成功。對比於連，我們發現他口口聲聲“成功”“發跡”“飛黃騰達”種種，卻從未說清楚他究竟要的是什麼。他動輒想當今一個主教比當年一位將軍多掙多少錢，然而他關心和誰吃飯勝過多少薪水，他拒絕了和愛麗莎有利的婚事，不走富凱那樣穩妥的發財之路。因而它更在乎的不是錢，而是榮譽、平等和自由，因此他想三十歲當上將軍，第一次提升就欣喜若狂，有了騎士封號就喜出望外。他並不是一個務實的人。因為他“不屬於任何客廳，不屬於任何小集團”，正如德·拉莫爾侯爵所言：“他沒有一個不失去一分鐘、一個機會的律師所具有的那種機靈和狡猾的才能。”他所真正在乎的獲得的東西，並不是實際的金錢、職務、地位，而多是貴婦的青睞、能力的實現、自尊心的滿足，甚至哪怕遠離男人的目光，這也能使他感到放鬆和自由。這樣的品質就決定了他其實並非一個真正的個人主義野心家，他缺乏除了野心之外的東西為他鋪路，幫助他走向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講，於連只能是一個失敗的、糊塗的、頭腦不清楚的、不夠求實務本的、自不量力的堂吉訶德式的人物。
最後一條線索，我們把目光聚焦在於連最終的命運。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有句：“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這是於連在入獄後思想和處境的真實寫照。之前我們看到於連的愛情、於連的野心、於連的奮鬥，當他從勝利走向勝利一路高奏凱歌的時候，作者筆鋒一轉，於連一下從雲霧中跌入現實。真實永遠不是浮於表面的，就像深海裡的魚，唯有在高壓、寒冷、孤獨的環境下才能生存。也就是說，真實是能夠讓我們觸摸到生命中最疼痛和最戰慄的。就像一個不漂亮，也不搽胭脂的樸素的女人，卻懂得生命樸素的智慧，能夠與相愛的男子過著相知相伴的白頭偕老的生活。股神巴菲特在華爾街金融危機時曾經說過一句很著名的話，只有海潮退去，才能知道究竟誰在裸泳。也許，當危機真正來臨時，我們才能變得真正充滿睿智。我想，小說最後幾章中於連入獄後心靈的轉變，表明了他已經從迷霧中走出，一步步觸摸到了生命的真實，真實的生活。這裡我的文章實際上就已經引向了第二大部分的內容：究竟誰是少數幸福的人？
要分析誰是少數幸福的人，怎樣做才能成為少數幸福的人，我們先要瞭解什麼是幸福。幸福是指人的心理慾望得到滿足的過程，是一種和諧的狀態。人活在世界上，我個人覺得歸根結底是為了追求幸福。然而真正懂得什麼是幸福的人卻少之又少，於是人們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為名為利，最終依然不快樂、不幸福。讓我們看看於連在這個問題上是怎麼做的吧。於連首先是把社會和他人的標準作為自己獲得幸福的標準。他的所有虛偽、算計、警惕和所謂的“作戰計劃”和防範措施無一不是為了出人頭地、飛黃騰達。然而這一切實際上與他的本性，與他內心的呼喚構成了強烈的衝突和矛盾。因此他總是處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緊張狀態，雖然他在一步步往前走的過程中確實曾為階段性的成功和欣喜若狂，快樂到了極點，但是他這種野心實現後的狂喜並非他真是的快樂和幸福。外在的過於強烈的衝擊吞噬了真實的自我，他已經失去了真實的自我。然而於連畢竟不是一個像機器一樣不需要自我的冷酷而殘忍野心家，他是一個心地善良的性情中人。於是他所有向上爬的伎倆和手段總是漏洞百出，終不能為人所接納，被視為異類，因為他的與眾不同而陷入到無止境的痛苦之中。在他入獄之後，大徹大悟，並且在最後的法庭辯論上採取了一種“自殺”式的行為。因此有人講於連的“成功”並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反而是他的失敗促使他走向幸福之路。從這個角度講，也許，入獄後的於連就是司湯達心目中的“少數幸福的人”。
作者將此書獻給少數幸福的人，我覺得這其中蘊含了他本人的對人生的一種體悟。司湯達在寫作這部小說時已經四十七歲，飽經滄桑的人生使他賦予了其作品對生命與幸福的深刻含義。說到底，所有的社會科學、人類的文學藝術創作關注的都是人性，都是人的命運。司湯達在二十二歲時曾經說過：“幾乎所有的人生不幸都源於我們對所發生的事情有錯誤的認識。深入地瞭解人，健康地判斷事物，我們就朝幸福邁進了一大步。”於連之前的不幸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深入瞭解自己。司湯達對人生的三大信條是“自我、幸福、精力彌滿”，他追求的並非於連眼裡的成功，故而我們會微微感覺到他在描寫上升時期的於連時流露出一種嘲諷的口吻。在我眼裡，司湯達是一個明智的人，他認為有才智的人應該獲得它所必需的東西，才能不依賴任何人；然而當這種保證已經獲得，他還把時間用增加財富上，那他就是一個可憐蟲。他筆下的於連就是這樣一個他口中的可憐蟲。像那個傳說中的西緒弗斯一樣，於連用他全部的力量試圖將一個注定要滾落下來的巨石推上山頂，最後這塊巨石並未登上山頂，可是於連成功了。他在生命的最後就像久在海上顛簸的水手回到陸地上一樣，在寧靜安詳中離開了世界。
在我眼裡，幸福和成功是一體的，能夠獲得幸福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幸福有兩層含義，首先是要有基本的物質基礎，就是世俗的金錢、名譽、地位，我想沒有人會拒絕這方面的成功，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窮困潦倒，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失敗者。歌德說：“勳章和頭銜能使人在傾軋中免遭挨打”。的確，這樣的幸福不僅是必須的，而且對於希望超脫的人來說，這無疑能夠幫助他們擺脫為利益勾心鬥角的小圈子。幸福的另一方面就是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滿足。比物質和外在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一個人要擁有內在的豐富，有自己的真性情和真興趣，有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同時應該相信，在人類精神的伊甸園裡，必有一個生命樹，樹上必有一顆屬於你的果子，去尋找這顆屬於你的果子，這是你畢生的使命。當我們尋找到這顆果子，帶著它到茫茫的大千世界中再去尋找那個最適合我們的位子，我們就會得到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說，當自我和外在達到一種高深和玄妙的平衡後，我們就會建立起真實而強大的精神坐標。當我們擁有了如羅曼羅蘭所言“一顆清明寧靜非常關切的靈魂”，這種信念將會支撐我們度過未來吉凶難卜的歲月。即使遭遇世界上最慘痛和恥辱的失敗，我們都能生活在攻不破的精神城堡裡。我想，這就是幸福吧。
至此，我已經全部解答了我在文章開頭提出的那兩個問題。現在我試圖把“真實”與“幸福”這兩個問題結合起來，回歸到《紅與黑》這部小說的本身。真實是不變的本質，而幸福是我們追尋的目標；真實是超越紛繁複雜的故事情節背後的冷靜的智慧，幸福是整部小說探討人性的核心。關於這兩點，我不敢斷言自己已經解“其中味”，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考對其進行解讀。我的解讀並未涉及過多的具體故事情節以及於連的兩段愛情，我真正想要做的，是希望能夠從一個更高的視角來高屋建瓴地俯瞰整部小說。我堅信，唯有真正透過瑣碎的現象觸摸到冷靜和理智的本質，我們才能得到智慧和力量。我想，司湯達寫作這部小說的意義也就在於此吧。